近代华北的农业特点与生活周期

    [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农业程序与乡村生活的关系。一种作物的技术程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种系统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是长期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从劳动力需求上看有一个双峰型变化，这种特点对华北生活周期产生了深远的，不但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也影响到畜牧业和营养的周期，近代乡村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是受这种双峰型劳动力投入曲线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农业程序 生活周期

Agriculture and life cycle in North Chinese in modern history
main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cedure and rural life. The technological procedure of crop is a integrated system, have highly stability in history. It is of long time of adaptive action of crop and its environment. It took the form of two peak in labor curve, and this form affects peasant’s life cycle profound and lasting. Labor market, stock raising, human food nourishment cycle and a lots of other country life in North Chinese were affected by the two peak labor curve in modern historic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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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cedure life cycle

农村中的生产和生活是相互适应的，技术程序和生活程序密切相关。生产的程序主要包括农作物从耕作到收获，再到加工这阶段一系列的环节，也可以称为农活程序。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从年终到年末，各种家务也是各有其时的。传统的农村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中，农活和生活琐事的程序必须适应生态节律。生产活动有涨有落，家庭琐事也随之有所变化，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种活动巧妙配合，非常有序地分布于生态空间中。对中国农民而言，这种节律早在农业文明初期就被认识，早期的历书——《夏小正》所表现时间程序就是当时农活和家庭生活的程序。以后，古代农业的技术程序与生活程序不但在历书中有记载，也有专门记载农业技术特点和农家生活的农书，这就是月令式农书，如汉代的《四民月令》，其中既有一年四季技术程序的描述又有与之相伴的农家生活各个侧面记载。古代的农书毕竟简单，难以作全方位的。近代的材料比较多，从看，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的农村调查资料基本上可以为农业和农村生活的程序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资料，特别是在满铁对华北村庄的实态调查中，有许多耕作程序和农村生活的调查。本文即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程序，即作物的栽培技术程序，积肥与施肥的周期，畜牧业的周期，以及劳动力流动和生活用品消费的周期等等。有意思的是，农活和生活的周期仍在当代农村持续。所以，近代农村生产和生活周期的研究也有益于学者对农村的了解。

一．农业工作的程序 字串6

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田间工作程序。从上，近代华北的作物有两种，一种是几千年一直在华北种植的作物，包括小麦、粟、高粱等。另一些作物在华北的栽培历史不长，只有几百年，包括美洲作物，如甘薯、玉米和花生，还包括棉花，也是明清以后在华北栽培的，近代的美棉自国外引种，栽培技术更为复杂。这些新作物和作物的新品种，对乡村的大田劳动程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田间劳动和副业劳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到今，劳动周期有一定变化的。大田劳动主要发生于田间，积肥是一项很费力的工作，但不完全属于大田工作，积肥工作在家内，施肥工作在农田。积肥、施肥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肥料的生产也有一定的规律。

1．作物的田间栽培程序

粟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栽培程序为整地、播种、中耕、收获和加工等。德县灌溉谷的劳力投入量为15.3人·日/亩，平谷、易县、胶县和惠民旱作谷为5.1-8.0人·日/亩。粟的播种时间在4月，播种后用盖子或拉子覆土、镇压。与小麦不同，谷子播种后不久就进入初夏，杂草生长，对中耕除草的要求很高，小麦播种后进入冬季，杂草相对少。谷子需要多次中耕，且要在中耕时期进行间苗工作。除草的次数也是各地不同，一般要进行4次左右。青岛附近进行4次中耕，第1次和第2次中耕时，同时进行间苗。在冀东地区，中耕、除草和间苗往往是分开的，用锄进行3-4除草，用锄或犁进行1-2次中耕，用手进行1次间苗。在北京附近地区，除草要进行3次，间苗1-2次，培土（中耕）2次。至于夏播粟，磁县的状况表明要进行3次中耕，发芽后2周后间苗。[1] 中国农民很早就重视谷子的中耕，《氾胜之书》对锄谷记载得比较详细：“苗生如马耳，则镞锄。稀豁之处，锄而补之。……苗出垅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锄者，非止除草，盖地熟而实多，糠薄而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元代的《王祯农书》重视锄谷，且每次锄谷都有不同的技术要求，“锄谷，第一遍科定，每科只留两三茎，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两垅头空，务欲深细。第一遍锄，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较浅于第二遍；第四遍，又浅于第三遍”[2] 。谷子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夏季的中耕期。河北平乡村152农家（1923年）统计表明，中耕劳动粟作物总劳动的34%。另一种中耕较多的作物是高粱，劳动投入比重达到42%，是中耕劳动最多的作物。[3] 高粱在中国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华北的大规模推广却是在明清以后。耕作、施肥和播种是在4月份，播种时用耧或犁开沟、律种，之后用石磙子镇压，中耕、间苗和除草多达4-5次。在青岛附近地区，间苗分别在第一、第二次中耕除草后。在冀东地区，除草3-4回，中耕1-2回，间苗1次。除草次数在山东胶县最多，达6次，潍县、高密、安邱等山东中部地区中耕4-5次。华北平原的西部地区则较少，中耕3-4次，因为华北平原自东向西雨量渐少，故除草次数渐少。[4]

小麦的田间管理共有8-9个环节，施肥、整地、播种、镇压、灌溉、中耕管理、收获和脱谷。灌溉小麦由于灌水的需要，投入的劳动相对较多。宁河、易县、惠民和潍县等地的旱作小麦投入为2.0-3.7人·日/亩，彰德县灌溉小麦投入达11.3人·日/亩。可见，较好的生长条件引起劳动力投入的大幅度增加。[5] 小麦的施肥一般在秋耕前，整地前将土粪扬于地上。与其它作物相比，小麦的中耕的次数较少，只有2次。在益都县杜家庄，中耕除草行于清明后，有时行1回，有时2回。这个县的小田家庄，4月下旬行第1回中耕，下雨行第2次中耕除草，不下雨则不行。[6] 在遵化县卢家寨，小麦只有1次中耕。[7] 通县小街村不行中耕，只在雨水节期时用石头辊子压一遍。[8] 至于小麦的收获，有两种，一是用镰刀刈取，二是用手拨。割麦一般行于旱地，拨麦在雨后进行。在山东潍县、高密、安邱一带，这两种方法并用，安邱县刈麦的较多。在冀东地区，最艰苦的作业就是拨麦。[9] 劳动力大量使用的时间有2个，一在播种时节，即秋后，二在收获季节，即6月份。河北省盐山县133家（1923年）调查表明，播种期施肥、耕、耙和种植的劳动力投入占30.1%，收获和脱粒工作所占的比重为31.7%。[10] 这两个时期恰是一年四季最忙的时节，小麦的种与收与华北的农忙高峰有密切关系。 字串2

棉花是劳动力集约化作物，每亩地人工达20多个。劳力集中在中耕和灌溉两方面，这二项分别占到总投入的1/3左右。在山东鲁西北棉区和河北省南部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6次，间苗1-2次，摘心作业达2次。在玉田县，除草4-5次，中耕3次，间苗1-2次，最后在7月下旬摘心1次，合计进行了9-11次田间作业。[11] 另外还有摘心和抹芽的工作。在遵化县中耕除草3次，摘心1次，去芽4次。[12] 在通县小街村，除赘芽从头伏开始，摘心去赘芽的次数达5次之多。收摘也不在一次完成的，白露开始，霜降拨棉花秸，这时期为了防止棉铃被盗，农民一般每晚都要到棉花地看护。[13] 1949年农业部调查分析表明，华北地区从耕到收的作中耕地次数为1-3次，耕2次的占45%；耙地以2次、3次的居多，冀南地区甚至达到40%以上；中耕，多者可达7次，4次的地区居多；摘心1-2次，整枝一般为2-3次。[14] 从种类上分析，中棉只实行除赘芽和摘心，陆地棉栽培技术复杂，实行整枝，将棉花主干以下徒长的营养枝去掉，又称“扯游条”，或“剪枝”，去芽和摘心则另行。陆地棉成熟期齐，拾棉次数少，只有5-6回，中棉拾棉次数达12-13回。拾棉花时，各次所摘的“花”不同。初次摘下部，这些棉花称“脚花”或“头刀花”；中期摘中部的“腰花”或“中刀花”；末期采上部的“梢花”或“梢子花”。[15] 棉花一年一作，收获期晚于一般秋作物，尽管用地程度较大，但在劳动力投入上，棉花实际上使农家劳动力更多地更平均地分散各月，与其他作物形成更好的搭配。尽管夏季的中耕相当费力，可以和麦收分开，收花则与秋收分开，不与其它作物形成农忙冲突。 字串5

美洲作物玉米和甘薯自明代引入中国。甘薯在华北的栽培一直要到清中叶才成功。甘薯先要留种薯过冬，留种薯过冬后育苗，一些地区到外地，特别是南方购薯苗。甘薯也可以夏天栽培，种植时采春薯田中的藤蔓即可。[16] 甘薯劳动主要分布在种和收两部分，时间分别是5月份和11月份。河南新郑144农家（1923年）统计表明，甘薯的施肥和种植在5月上旬，所用劳动和占甘薯劳动力投入的60%，中耕除草在5月下旬，收获在11月上旬。[17] 甘薯封垄后可以屏蔽杂草，不需中耕。玉米的栽培技术与高粱有相似之处，耕地、播种都与高粱相似，中耕、间苗也是一样，只不过玉米的中耕间苗的次数要少一点，只进行2-3次即可。当然，还要进行1-2次间苗和1次培土。[18]

2．积肥与施肥的周期

传统时代的肥料即有机肥，包括厩肥、堆肥、土粪、人粪尿和坑土等。厩肥出自大牲畜棚圈，堆肥是利用植物资源堆制而成的肥料，土粪是在农村圈栏内积累的肥料。由于用地程度的加强，近代华北农村的积肥能力严重不足。富农也缺肥料。在山东胶县一带，富人为了得粪，出资建碾房，其它人在使用碾房时要将役畜的粪便留下归碾房主。贫人为了得粪也想尽了办法，有的向富户借猪仔自养，条件是均分销售价和猪仔价的差额，尽管贫人受到了剥削，由于得了肥料，贫农也愿意。[19] 一般的人粪尿有时另立场所单独收集，作追肥。北方的人粪不如江南那样受重视。往往只有菜农才重视人粪利用。1910年，美国农业部的土壤肥料专家F.H.King博士在青岛附近观察到了菜园附近积粪的小屋。[20] 另一种肥源是炕土，一般人每年打2-3次坑，一坑的坑土可够0.5——2亩地施用。[21] 但一般坑土的肥效还是比土粪要低，尽管如此，打炕活动在肥源减少的状况下仍显然十分普及。在山东农谚中有“炕土上了田，能长二三年”，河北有“积肥不用愁，尘土烂灰破炕头”。另外，农村中也特别重视垃圾收集，“人人当了净街王，打的粮食没处藏”，“每天扫扫屋，一年顶个猪”等等，都说明人们对尘土利用的重视。[22] 在通县小街村，人们到城里买粪便，连拆房后的垃圾也买，1车大约3角钱到4角钱。[23] 这些多余的扩大肥源的活动大多都在农闲时进行。

出粪和运粪在农忙前进行。日本人曾在泰安附近对养猪积肥作过详细的调查，一个猪圈每年出粪2-3次，春、秋季2次或春、夏、秋季3次。土粪掘出后较湿，堆放于门前或院外广场处，成规则的形状，风吹日晒后施于田内。[24] 在胶县张耀屯，出粪和运粪集中在2个时期，一是在3-4月，这时正值春耕春种，另一个集中在9-10月，这时正值秋耕秋种。正是小麦施基肥的时期。[25] 当然，农民也在作物生长期间施追肥。追肥的种类以豆饼、花生饼为多，也有用土粪作追肥的。泰安附近小麦有冬季追肥和春季追肥两种，冬季追肥施于发芽结冰前，先撒于田内，后将肥料混于土壤中。春季追肥施于阴历正月以后。施追肥的原因往往为使劳动力利用均衡。冬小麦播种时农活较多，要等秋雨后播种，等到雨后人们要紧张地抢种，运肥、撒粪极耗人力，拖久则延误农时，所以，人们不在秋播时施基肥，而在冬季或早春的农闲时节施追肥，因那时有充足的劳动力。也有时也因基肥不足而施追肥，播种时积粪量不多，不能施足，随着后期栏内的积粪，再不断地施追肥。[26] 字串5

二．双峰特征 字串2

各种农活有高涨和下跌，高涨时期是即农忙高峰，这一般是由作物的收获播种决定的。在农活中，家内的要以田间的工作为核心，而田间工作的农忙却几乎是整个农村生活的中心。

在河北通县小街村，日本调查员按24节气作了一份农家日历。这个村的农田工作可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春耕春播阶段，从3月份开始，先是镇压和运粪之类的工作，主要作物的播种从清明开始，有粟、高粱、大豆，谷雨时播种玉米、早粟、大豆、黍子和糜子，棉花播种也在这时，另外还有芝麻和落花生，这是春播农忙阶段；之后进入中耕阶段，主要在5月和6月，中耕劳动最多的是棉花；之后是麦收阶段，6月初进行麦收的农活高峰，同时进行夏作物播种，这是农忙的高峰；第四个阶段是夏季中耕管理阶段，从6月底到8月初，这时棉花的中耕除草和除赘芽成了农民主要的田间工作；第五个阶段是秋收秋种，8月底，谷类作物开始收获，并耕地种麦，但棉花还需摘心整枝，到10月份，玉米、甘薯收获，棉花也开始收获，棉花收获后，农忙季节结束。[27]

大田工作中存在着1-2个农活高峰期，农活高峰期的特点是农活强度大，时间急。在华北各地，6月份是明显是一个农活高峰期，这时小麦收获，夏收夏种，工作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需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在益都县小田家庄，小麦收获、搬运、干燥和脱粒都要在6月上旬完成，这阶段的农活量占小麦总农活量的32%。另一个劳动力投入的高峰期在8月下旬，高粱在这时收获，工作量占高粱总工作量的35%；粟也在这时收获，工作量在8月下旬占总工作量的28%。春季中耕时期也是农忙时期，但不是农活高峰时期，因中耕阶段时间相对拉长。粟的中耕集中在5月中旬，这时期的劳动量占总工作总量的35%；大豆中耕在4月中旬，劳动量占58%。但小麦和高粱在4-5月份却没什么投入，各种作物在一起综合起作用时形不成农活高峰，且这种中耕劳动可以相对地拖长，不像麦收时那样紧切。[28] 卜凯教授对许多地区人力投入的半月值作了分析统计。河北盐山和河南新郑的数据表明，双峰特征在华北是明显的。新郑县144农户（1923年）半月期的劳动投入峰值分别出现于6月上旬和9月上旬；在河北盐山县133个农户（1923年）的峰值分别出现于6月下旬和8月下旬。平乡县调查的峰值不甚清晰，但6月上旬和8月上旬的劳动力投入仍是峰点，这三个地区最高的峰值出现于秋天。华北各地区的峰值时间往往也有不一样的，有的只有一个峰值。山西省五台县226农家（1922年）的峰值只出现于10月上旬，麦收的6月上旬并不是一个峰值。在南北交冲地带，麦收高峰特别明显，安徽省宿县286家农户（1924年）的统计表明，6月上旬有一个特别的劳动力投入高峰，投入量是其它半月峰值的1.5倍。[29] 总之，华北各地的农活高峰期基本上只有两个，即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与秋收秋种相比，麦收时由于天气炎热，艰苦程度更大。秋收秋种天气凉爽，时间也可以向后拖长，故秋收秋种并不紧张。在山东胶县张耀屯，为了避免小麦收获时劳力紧张，许多家庭甚至种大麦，大麦比小麦提前10天成熟，可以提前收割，从而相对均衡地分配劳动力，使夏收不那么紧张。[30] 字串4

农闲期一般是从秋收秋种结束到第二年春耕开始这段时间，一般为4-5个月。山东维县的调查表明，农民一年中有4个月基本上没有大田工作，在大田工作时期，只有1个月完全从事大田工作，其它月份一般只有10-15日左右从事大田工作。[31] 在益都杜家庄，9月末小麦播种结束后，进入农闲期，一直持续到第2年的3月上旬，农闲期长达5个多月。脱谷、磨面、拾粪、拾柴等工作在农闲中完成，与大田工作不同，这些工作不受农时的限制。[32] 在河北通县小街村，由于棉花的收获期较晚，一直到10月下旬才结束大田工作进入农闲期。11月和12月，农民进行贩棉花和谷物的工作，同时拾粪、运粪，1月和2月不再进行贩卖工作，积肥工作仍然持续，许多贫农的耕地不足以养畜，只有依赖拾粪积肥。农家视粪为珍珠，无人不拾粪，努力的程度使满铁调查员感到吃惊。七、八岁的小孩要拾粪，农夫农闲时要拾粪，长工也要为东家拾粪。如果努力的话，每人每年可拾粪3000斤左右。[33] 在济宁县城附近的史家海村，调查人员将此村的人按耕地多少分为4个阶层，最4阶层基本上是无地户，从事小贩、日工和拾粪等工作，他们是农闲阶段拾粪的主力军，且无论农忙和农闲都在工作。[34] 收拾房子的工作也在农闲期进行，房子是土房子，旧土是肥料。河北省昌黎县候家营农民在冬天修屋，俗称“换宅子”。另外，拉土、填圈和拾柴等工作也在冬天完成，道路边的壕沟也在冬天挖掘。[35] 字串6

从家庭男女分工而言，男人主要从事大田工作，农闲期相对休闲，女人则在农闲期一直忙个不停，脱谷、磨面和拾柴等工作主要由女人完成。[36] 但她们的这些工作仍要服从男人的大田生产周期。民国时期，许多地区仍然实行土纺土织，妇女的纺织工作在农闲期达到最盛。以土布业最盛行的高阳地区为例，土布生产的高峰期在阳历3-5月和9-12月，中间的农忙季节处于萧条时期，因这时妇女也要参加田间劳动。当地5月末开始繁忙，棉花和高粱播种，但劳动由男人负责，妇女很少上田，可以不误纺织。小满以后，粟播种，各种作物的锄地作业开始加强。到6月，麦收开始，这时无论男、女都在田间劳动。7-8月，棉花整枝又需要大量的女劳动力，这时期不但纺织业萧条，商家也不贩卖土布。妇女重操纺织机的时机是在秋收以后，这时土布交易才重兴旺。12月以后，商家的库存增加，不再收购，农民准备过年，纺织衰退。[37] 在妇女尽管可以参加大田劳动，但一般的农活妇女并不参加。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是一个种棉花的村庄，妇女很少参加平时的农田劳动。只作纺织、家务和照顾小孩的工作，这些工作已经使妇女很劳累，难以参加大田劳动。农忙时的工作有中耕除草和麦收时的辅助工作，麦收时14岁以上的妇女都到田间帮忙。妇女也可以参加棉花的整枝工作。而棉花的收获则主要由妇女完成，且要反复地采摘。[38] 由于农闲时期男人相对休闲，所以，冬季了是农村中各种社会暴发的时机，练武、打架、械斗往往都发生于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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