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
市场交易中的双方存在着利益的差距，产业之间有比较利益的差别。威廉·配第1690年就指出：的利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利益又比工业多得多；这种产业之间的利益差别会推动劳动力向高收入的部门转移。这种见识，也可以从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对种地、经商、从政的比较中看出。产业间的比较利益在也从来都是存在的。这种利益的悬殊在农业为主、重农意识很浓的里不会“刺眼”，只有在工业化社会中才成为一个，一个“刺眼”的大问题。
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份额会相对下降，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也都会相应下降。用最常用的指标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1]来衡量，各个发达国家农业的一般情况和表1所示的美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正如表1所示，农业的比较利益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逐渐从1.0左右下降到0.5以下，之后因为美国农业的工业化程度提高和农场主利益集团的游说赢得的农业补贴的增加，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才回升到0.8以上。其他国家都不如美国，1980年，意大利和日本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都是0.38，法国为0.45，（联邦）德国为0.29，北欧“福利国家”如挪威的情况好一些，为0.71.
另一个重要指标农业比较资本生产率，和比较劳动生产率一样，也是小于1.0的。[2]这种差距正是工业化或非农化的强大动力，引导了资本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流向”。资金当然难于进入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时追逐利润的。中国的情况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字串2 农产品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是工业化初期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最直接的原因。价格关系的不平等对生产者来说具有隐蔽性，因为个别农业生产者没法知道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和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之间的差距，因而无法确定自己产品的价格是否合理。用价格关系汲取农业剩余的方式（被界称为“暗税”），在工业化初期是常用的国家策略，主要表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存在及其逆市场运行的趋势。
表1、工业化过程中美国的农业比较利益的变化
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维护了一种“双重垄断”：一方面国家从农户手中强制性地低价购入农产品，并且对农产品自由贸易进行严格管制；另一方面，农户又不得不在国家管制地生产资料市场以高价购进工业品，化肥、农药、机械、良种、燃油等，这些都是经济没法自己供给的必需品。这样农业的生产剩余就在农户“少得”和“多付”的价格“剪刀差”下，从农业“泵”入工业系统中。人为的低成本给工业部门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农业的机会在长期以来的高耗下榨尽；然而，这种牺牲农业的工业发展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最终将失去增长的基础，再有自身的“国企问题”，使得这种“虚胖”的工业陷入停滞，在世界市场上丧失竞争力。这就是“二元经济”的发展逻辑，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字串3 中国的情况是个“苏式”“剪刀差”的典型，78年之前30年的情况入表2所示。改革开放后，1979~1984农民“剪刀差”给国家提供的积累每年增长7.4%，1985~1987年这一积累贡献每年增长15.6%[3].周其仁（1994）估计1952~82的三十年间，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不平等交换和储蓄净流出这三条渠道，从农村获取了6127亿元的剩余。另外有些说，1988年前30年农村“剪刀差”对国家的贡献是8000亿元。
之后，由于市场化进程的，产品定价系统有所“软化”，但是制度性障碍还没有彻底消除，工农业产品定价的不合理仍然存在（蔡昉，1999）。[4]农户的“增收减负”工作举步维艰。我在苏南苏北两处的调查结果，当地最好的农户每亩农田的纯收入不超过500元。而当地劳力的人均耕地不超过三亩。就在这么大的框架内，一个纯农户能有多大的“增收减负”弹性空间？入世以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比较优势的条件下，要求中国政府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给农产品高额补贴，恐怕是“天方夜谭”。“免税”也只是理论家的呼吁而已，虽然200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3395亿元，而“农业各税”仅占750亿元，农业税大约是其中的一半。[5]
表2、改革前30年“剪刀差”效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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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的就业颇成问题
如果农业不行，向手工业、制造业转移，不就是出路吗？这同样面临困境。
我们的化面对的是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的背景。因为资本和技术的替代效应，制造业的就业容量和地位比西方那时候要小得多。过去中国中小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现在有人从解决就业考虑仍然主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在参加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这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没有持续的。有人说21世纪“中国将成为亚洲和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就是成为中心了，也难说会带来充分的就业和富裕的前景。彼得·德鲁克撰文“制造业将重蹈农业的覆辙”，认为制造业将面临农业的类似困境：如何以更少的工人获取更多的产量。从1960年到1999年，虽然制造业的实物产量翻了一翻，制造业在美国国内总产值中和就业总人数中的份额都减少了大约一半，降到15%左右。这也就是说，如果以实物来说，制造业的效益下降了四倍。劳动力成本占全部制造成本的比例，从30%降到12%~15%.20世纪美国农业的贡献和就业比例的份额也从主导地位下降到2%~3%的次要角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类似。[6]
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就业容量每况愈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又没有相应扩大，那么，显性的和隐性的失业是必然的现实。例如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就业将始终是个难解的大问题。且不说中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农村，就有值得重视的就业问题。苏南人多地少，改革前城乡分离的二元就业结构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限制在土地上，“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随着78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村的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自发地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在苏南是以“小城镇”就地转移而非“民工潮”跨域转移为主。这一段时间，农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是乡村工业的发展。但是，1994年以前充分就业的“好形势”正变得不太好，且不说国际国内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从乡镇企业“大锅饭”里挤出的过剩劳动力“水分”、新增劳动力、外来劳动力竞争替换下来的劳动力，一起形成了向农村的“回流”。统计表明，1995~1997苏南地区制造业的就业总量从258.93万下降到238.06万，净减20.87万；同时，农业劳动力则从155.90万上扬到166.38万，净增10.48万人。农业本该继续“减员”，现在却是“回流”，流到哪里去？农村的就业空间如何开拓？如果失业不是以单纯的失业率为标准，而是以劳动时间和劳动收入为标准，（这样或许更能够触及问题的实质），这种“回流”实际上明显加重了农村的失业势态。[7]
字串3 同时，“回流”也使得“淤积”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赌博、离异、犯罪，打架、斗殴、杀人、自杀，等等。从我在常熟调查的印象和相关材料来看[8]，现在农村里无所事事的小青年越来越多了，平时搓麻将的多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淡了，失窃的事情多了，当地人无根据地以为是流动人口干的。从失窃事情要求的犯罪嫌疑人对当地地理和人情熟悉的程度看，怎么不见得是本地人干的“好事”？人无正事，常入歧途，也是有“需求”的呀！
表3、苏南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梯度转移（1978~1997）[9]
表3所显示的是苏南这二十年来就业的转移状况，数字显示的几次结构性失衡表现为“一产比超前下降，二产比超常上升，三产比严重滞后。”[10]其中，一产的“超前”和二产的“超常”都不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97年数据中“回流”背景之下的三产“滞后”才是真正的问题。上明清时期的商品化小农经济的扩展带来的是过密性增长，而不是真正的发展。近代以来在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继续“过密化”[11].今天在乡村工业带来的“反过密化效应”释放之后，没有二、三产业的继续发展，“回流”现象也一样会导致“过密化”和发展停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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