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居民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
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来直到20世纪中叶，农业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构成，农村人口始终占总人口的主体部分。建国以后，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化和城市化过程，特别是经过了改革20年期间经济的高速，我国的非农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迅速扩大，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 ）中的比重因此由建国初期的51%（1952年）降低到仅仅16%（2000年）。但与此不成比例的是，迄今为止农业劳动力仍然占了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50%，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仍然占有64%的比重（见表1）。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农业从业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的2.6%，德国占2.8%，日本5.2%，澳大利亚4.8%（均为1999年数）。全国仍然有一半人口依赖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6%的农业为生，这说明农村和农民仍然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也说明了解决城乡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迫切性。
以上数据所显示的我国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巨大反差，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从业人员相对数量的巨大反差，反映出在农业部门仍然存在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我国仍然面临着尽快发展非农产业以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以及推进城市化以大量转移农村人口的艰巨任务。由于大量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和农业部门，主要依赖有限的耕地为生，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非常低下。我国总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却有3亿多农业劳动力；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占有5.5亩耕地，劳均粮食产量大约是美国的百分之一。2000年，我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2253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我国的贫困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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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曾经显著缩小。但自90年代以来，差距再次扩大，到目前相对差距甚至超过了改革前的水平。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或停滞，已经成为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乡镇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以15%的年增长幅度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期间，随着农村改革的剩余潜力逐渐释放和城市改革加快，同时也由于缺乏农村后续改革措施以及某些政策方面的缺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在改革初期的1978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39%，到1885年该比例一度提高到54%；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36%.这其中，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农村的问题更加突出。按各省加权平均，西部农村人均收入已经下降到只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30%（见表2）。
西部农村人均收入的相对下降也导致了东西部之间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成为东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1980年，西部地区农村人均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0%，到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到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0%（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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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80年代前半期农村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相比，后一个阶段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的以下部分将着重讨论农村收入的几个主要因素。
2.粮食价格政策与粮食供给饱和
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长期以来居于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多年来虽然经过结构调整，其比重显著下降，目前仅粮食产值仍然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3，占农业总产值的1/3强。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仍然是多数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部分。
80年代上半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以及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全国粮食总产量迅速增长，一举扭转了改革前长期以来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80年代后半期，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没有大的调整，但由于通货膨胀，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粮食价格出现了持续回落。到1990年，粮食定购价格按不变价格计算下降到了1985年的78%（根据稻谷、小麦、玉米这三种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计算）。这使粮食总产量在80年代后半期始终徘徊在4亿吨上下没有增长。在粮食定购价格保持低位的情况下，由于市场价格和议购价格上涨的拉动等因素，自1990年起粮食总产量上升到4.4亿吨左右。这中间尝试过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控制，但由于短期市场波动而放弃。
字串5 1994年，由于出现了短期的粮食供应紧张和市场价格上扬（事后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涨价预期和粮食囤积行为造成的），促使中央政府连续几年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按不变价格计算，1997年定购价格比1993年上涨了51%，高于1985年价格20%.同时还实行了粮食生产的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确保本省的粮食供应。这些价格调整给了农民更高的收入预期，鼓励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增加投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从而很快就导致了粮食供应过剩。从1994年到1998年，粮食总产量由4.45亿吨上升到5.12亿吨，大大超过了正常的国内需求。自1996年开始，粮食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到200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粮食市场价格已经跌落到只相当于1995年价格的57%，相当于1985年水平的80%（见表4）。同时由于边际成本上升和某些地方违反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原则分派粮食生产任务，使种粮成本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上升和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市场价格下跌两者夹击，造成了粮农实际收入明显下降的严重局面。
粮食提价幅度过大，超过了市场供求的均衡价格水平，加上违反比较优势原则分派粮食生产任务，是这个时期粮食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实地调查显示，国家对粮食收购价格的调整总的来说滞后于市场的变动。例如在粮食供应发生相对短缺时，国家通常会在已经出现市场紧张、价格上扬之后才能作出反应，通过提高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由于决策过程不及时和传递延误，农民在得到国家粮食收购价格变动信息的时候，常常已经错过了播种季节。因此价格调整往往不能在当年对生产发生影响，而可能推迟到下一年产生影响。这种状况又可能反过来使决策者产生错觉，以为提价幅度不够，不足以刺激农民增产，从而在下一年继续提高收购价格。这种价格和供给之间反馈滞后的现象会导致生产和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使短缺和过剩频频交替出现。加上价格决策存在随意性，经常对市场供求变动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难免加剧市场的波动。
字串3 粮食外贸体制的僵化和经营失误也对粮食供应过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近期为止，我国粮食进出口基本上是由国有的粮食进出口公司垄断经营。如果运作良好的话，应该不难运用进出口来调节和稳定国内粮食供求。但在国内粮食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1995和1996年却连续两年大量进口粮食，净进口超过2800万吨，加剧了国内市场粮食过剩。粗略统计，从1986年到2000年这15年中，只有7年粮食净进出口变动的方向与当年粮食产量增减变化相协调，其余8年相冲突（既：减产时反而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增产时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这当然与进出口合同从签定到落实的时滞有关，但同时也说明粮食进出口决策对国内市场变动缺乏正确的预见和预测。
在粮食供应过剩，市场粮价下降，粮食经营部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实行了粮食购销三项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并且禁止私商插手收购粮食。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并着眼于扭转粮食经营部门的亏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在经过了20年市场化改革之后，要想彻底垄断粮食收购，杜绝粮食流入市场，是很难做到的。而且粮食经营部门被赋予的政策目标与它们的经营目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市场价格低于国家保护价格的情况下，各地粮食经营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不能切实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即使收了，也难以实现顺价销售。因而在粮食收购中普遍出现了压级压价、百般刁难、变相拒收等现象。而同时，由于禁止私商收购粮食，使一些地方粮农售粮面临极其困难的境地。加上有些粮食经营人员串通外部人员压价从农民手中收粮，再以保护价倒卖给粮站，截留国家付给农民的保护价价差，坐地分肥，又将因高价购入粮食无法售出所造成的压库损失转嫁给国家或银行，致使国家和农民两头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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