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领域已经处于精英缺失的状态。 其次，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是江浙乡村精英阶层缺位的另一个原因。江浙的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大多源自抗日战争时期。如江苏省常熟县东乡（即从西面的福山到常熟县城，南面到阳澄湖以北，东面到太仓县界的地区）有各式各样的武装势力。徐市、东张、珍门等13个市镇都有人数在二三百左右甚至更多的土匪。此外，还有占据着一二个市镇或几个乡，有几十个人、专行敲诈勒索、派捐派款的小股土匪。他们大都各自在占领区内向人民派款收捐，不时互相火并，争夺地盘。[3]这些小规模地方割据力量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并未遭到削弱，相反，有些地方割据力量由于势力扩张，向所控制地区的农户、商户征收赋税，并由保长到各家各户去征集，[4](p.520)与地方政权争夺农村的经济资源。即使在国民党政权势力较为强化的苏南和浙北地区，这样的割据势力也威胁着地方政权的权威。张阿六活动于南汇沿海地区，广收门徒，其徒弟吴桂泉活动于六灶、祝桥一带，收有徒弟500-600人，专事敲诈勒索，称霸地方。王伯祥是活动于太湖、奉贤、南汇、松江、金山一带的惯匪马柏生的徒弟，广收门徒，在周浦、召楼一带独霸一方。[2]由于乡村不靖，士绅为了逃避灾害，纷纷迁居城市，远走他乡。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增长，排挤了精英阶层的世俗权力，与精英阶层在国家与乡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相比，他们为了掠夺乡村经济资源，时常与地方政权发生冲突，威胁着国家政权对农村的社会控制，直接引起国家在农村社会行政权力的削弱。再次，基层政权与土豪劣绅的结合也会引起乡村权力结构中的精英阶层缺失。20世纪30年代，国家在强化基层政权和建设保甲组织过程中，抑制土豪劣绅介入乡村事务，并有意扶植新的政治精英，但由于新公职人员等精英分子的影响有限，国家政权时常需要借重于传统精英阶层的号召力。抗日战争中，土豪劣绅介入地方官僚机构和保甲组织，传统精英分子则洁身自好，不仅远离政权机构，而且退出农村世俗权威领域。40年代后期，地方政权为了强化对农村的资源掠夺，转而与土豪劣绅相结合，劣绅则利用担任保甲职务之便操纵乡村政治，以图为个人谋取私利。（注：参见石溪乡第十一保保民给县政府的呈文（1946年6月17日）及镜屏乡第十三保乡民代表丁金弟等给新昌县党部书记吕某的呈文（1947年3月24日），新昌县档案馆：M1-1-147、M1-1-158。）基层政权与土豪劣绅关系的变化，使一些劣绅代替传统精英成为乡村“领袖”，传统精英则被排挤出乡村控制领域，导致乡村政治生活中的精英阶层缺位。而国家为了强化社会控制，就不得不越来越依重于暴力手段，政权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解构已经不可避免。 三 二三十年代，江浙地区经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江浙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国民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富庶的江浙地区，并在此展开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抗日战争中，富庶的江浙成为敌伪攫取资源的核心地区，城乡市场及农村手工业也因之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希望稳定的社会秩序，国民政府也希望尽快实现江浙经济的恢复。然而，好景未长，随着内战重开，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财富的掠夺，城市工业凋蔽、农村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佃业纠纷加剧，江浙农村经济资源因而枯竭。 战前江浙农业、农家副业与手工业均十分发达，战后由于原料短缺、金融萎缩、城乡市场沟通受阻，依赖市场的农家副业与手工业迟迟不能恢复，严重影响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例如，养蚕育茧和缫制土丝是江浙农村的重要副业及手工业，八年抗战中，70%的沿海桑田被毁。在浙江，单是国民党军队砍伐的桑树，就有10亿株以上，欲图恢复，至少要10年时间。加上物价高涨，育蚕收入低微，不够维持生活，蚕农改斩桑树以种植杂粮，桑田面积更是逐年减少，产茧量也一落千丈。杭嘉湖三区在战前每年可产蚕茧33万担以上，1946年至多可收4万担，还不及战前1/8。浙江50万蚕农因此陷于破产绝境。江苏情形与浙江相似，如无锡一地，往年产茧量4万担左右，1946年收购总量只1万余担，仅及过去的1/4强。[5]农村金融机构的堕坏，也是手工业难以恢复的因素。20-30年代，国民政府致力于农村金融网络的构建，在经济发达的浙北地区，每一市镇平均至少有1-2家银行，信用合作社数量增加也很迅速。这些金融机构虽然在扶弱助贫方面成效不大，但对农村经济仍有积极作用。[6](p.15)抗日战争中，江浙各大小金融机构均撤至后方，原来金融业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农村金融亦成停顿状态。[7]战后，金融机构难以重建，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经济恢复更加缺乏保障。如仅浙江省要想恢复战前之桑叶、改良种、鲜茧、生丝产量，“其费用当在千亿左右。”[8]由于缺乏金融事业的支撑，农家赖以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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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佃农的中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