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魏氏的剖析十分精到。由此可见,圩田是江南人民充分利用沿江湖床垫高等自然生成的条件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土地利用形式,对于促进该地区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转化为农业生产的潜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根本动力所在。 2.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圩田的开发。封建统治者对江南地带圩区的开发,其目的经历了由军事需要向发展经济需要的转变。东吴为解决驻军粮秣补给而令诸将广开屯田,遂有五路总兵丁奉、丹阳都尉严密围湖圩垦之举;东晋南朝时期,大规模的军事屯田仍是本地区农业开发中的主要方式。唐中叶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成为封建政府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唐代诗人韩愈曾云:“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⑤江南地区由先秦之际的“地广人稀” 变为封建政府的赋税重地,————————————————— ①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 ②(宋)陆游:《入蜀记》,载《丛书集成初编》。 ③(宋)蔡沉:《禹贡》注。 ④(清)魏源:《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 ⑤(唐)韩愈:《韩昌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 足见该地区农业经济对封建政府的重要性。唐宪宗也认为:“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①两宋之际,由于圩田在宣州、太平州、宁国府垦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产量又高,因而也就成为政府一笔极为可观的赋税收入。宋高宗曾称:“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圩此。”②这表明,唐宋以后,封建政府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不仅仅限于军事需要,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以攫取大量的赋税。无论封建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开发这一地区,其组织功能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对于江南地区圩田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是个体小农所无法承担的,唯有封建政府才有这种能力。如前揭嘉祐六年(1061年),转运使张颐、判官谢景温、宁国令沈披重建万春圩时,政府曾出粟30000斛、钱40000缗,并募集宣城等县贫民14000人投入其中。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太平州诸圩“几四百里为水浸沫”,政府出资整修,耗费“计米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七硕五斗、计钱二万三千五百七十贯一百三十七文省”③。宋代沿江圩田多属官圩,这一事实证明封建政府在圩田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政府除积极组织军民修复五代以来湮毁的圩田水利工程,并加快圩田开发步伐外,还制定《农田利害条约》(即农田水利法),将圩田等水利工程的兴废作为对在任官吏升黜的考核依据之一,以督促官吏加强对圩田的管理与维护。如将防护圩岸的制度刻成碑文立于圩田之上,州、县官每年秋后检查一次,成为定制。对于私圩,宋政府也给予积极的资助,如筑圩或圩田生产的钱米不足,官方规定可在常平仓项下借支,依据青苗钱之例分期归还。若工程过大,民户无力修筑,则由官府支钱米雇丁夫修筑。若圩内人力不足或缺工食,政府还可酌量添助。正由于封建政府在沿江圩田开发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朝政腐败的时期,圩田建设便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如宋初,“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④。就连五代以来较为完善的圩田水利系统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由于宋朝政府在圩田建设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江南圩田开发便从此进入了一个兴盛的阶段,奠定了该地区圩田发展的规模。明清时期,随着江南的经济在政府赋税中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封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沿江圩堤建设的力度,沿江圩田更为兴盛。 3.人地矛盾也是促进江南圩田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沈括《万春圩图记》“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江南地区可直接用于耕种的土地是相当有限的。先秦之际,该地区“地广人稀”,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矛盾尚不太尖锐,人们采用火耕水耨的低水平生产,便足以维持“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⑤的平均生活状态。后来该地区人地矛盾的激化与数次大规模移民潮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从西晋末年至宋代,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南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些移民主要迁徙到南方,其中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有90万,第二次约为650万,第三次约为100(万⑥。这三次大规模北人南迁的结果,一方面给南方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与生产技能,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人口的骤增,致使江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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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