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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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包括文化、祭祀祈赛、婚丧嫁娶等，其重要性虽远不及维持家庭成员生存、繁衍的“生存消费”，但仍是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必要性消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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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观在上很大，农家稍有条件，节衣缩食也要让子弟读书。同时，宗族耕读助学之风，官学之外书院、社学、义学、族塾、家塾的广泛存在，科举制度下下层士人在家乡教馆为生的普遍现象，均为农家子弟就近读书提供了可能。徐浩估计，多数农家子弟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所谓“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1]。
读书费用低廉，如河南鹿邑“士无恒产”，率以教授为业，一年“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数十学童均摊，大约每人每年学费1000文。如嘉道年间徽人包世臣之父借僧舍集蒙童作塾师，所得仅能供两人口食，“无可寄赡家者”。“两人口食”是7.6石，合银7.6两，一塾学童一般10来人，均摊，大约每人每年学费不到1两，其时银贵，仍约合1000文左右。[2] 尽管如此，由于生活贫困，农家子弟仍往往辍学。所谓“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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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曼估计，农民中“粗通文墨”的人约占30～20％[4]。农家的“生存消费支出”，以“制约”的形式，在“教育消费支出”上打下了相应的烙印。
祭祀祈赛：包括祭祀、祈报、迎神、赛会等，按岁时节庆[5]有序进行，或随时随地酬神许愿。此类活动是农民的节日，是常年千辛万苦却又前程未卜之际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寄托、心灵慰藉，是千愁万绪的排解和宣泄，所以无不踊跃参加。
祭祀分祭祖、祭神两种。
祭祖，南方通常家设祠堂或牌位，族有始祖祠、分支祖祠、大宗祠、小宗祠等。有的宗族祠堂数量达数十数百座之多，如湖南醴陵3000人以上的93个宗族共建祠堂603 个，其中丁氏一族即建有祠堂77座。茶陵“一姓分建宗祉有至数百所者” [6]。北方大族、士夫故家“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或“庙祀先祖”，“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一般百姓则“颇忽于祀先”，而“恪事外神”。[7]祭祖务求供品丰厚，福祚均沾，开销很大。正式的祠祭一般每年3次：除夕（元旦）、清明、中元（或冬至）。休宁程氏，每年除夕元旦前二日为其祖忠壮公生辰，全体族人要制花灯娱神5日，参加者不下6000人[8]。其他小祭又有花朝、春社、端午、荐新、秋社、重阳、送寒衣以及各祖生辰祭日，也少不得金银纸锭、三牲果品、酒肉羹饭等花费。祠祭外还有墓祭，乾隆时巨族“祭每从丰而莫重于清明之墓祭”，墓祭时“画船络绎，鼓吹喧闹，妇女亦乘之以嬉游”。有5年、10年或20年一次的合祭，时“会集族众，按门分派，猪羊每至百余只，旗伞执事，鲜妍拥道，锣鼓小乐随行”，“香案古玩、器皿俱备，有功名者皆冠带舆马，族大繁者动以千数”[9]。 字串8
祭祖费用一般情况下或者出于族田祀产所入，或者出于族中按户摊派之费。另有一种是醵金入股，成立各种祀先会、祭祖会等，祭祀受胙的范围和权利也由醵金多少、“占股”多少划定。如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徽州祁门立有祭祀程氏始迁祖的3会，包括“世忠会”（此会分11牌，前10牌每牌会友10人，11牌会友2人，共102人），正月十三日祭祀；“銮光会”，（共10会，每会1～2人不等），每年八月十八日祭祀始迁祖生辰；“凉伞会”（此会共5会，每会2人），每年八月十九日集会为始迁祖“送神”。“会”下的“牌”、“会”，是按会众认股而形成的组织机构，有的一股一会，每会（股1～2人至10人不等），有的数股一会。各会轮流主办对始迁祖的祭祀。[10]
祭神，囊括了祈报、迎神、赛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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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神灵并不主宰一切。在这里，“共同社会性”与“利益社会性”互为表里，揉杂儒、道、佛、帝王将相、鬼怪神仙、文人侠客等各种素材，构筑了极为庞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其表现一为神祇崇拜；一为春秋祈报；一为迎神赛会。 字串8
神祇崇拜有体现上层统治权力的神祇崇拜，如自明朝洪武年间敕令各府州县建立的城隍系统；如历代贤良忠臣祠庙系统；如孔孟文庙系统等。更有体现着地方特定区域社会共同渴望与追求的神祇崇拜。如安徽歙县有张许二将军祠，所祀唐朝张巡许远二将军成为当地保护神。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民人群聚祠下，割牲沥酒，荐献娱神，以酬谢其对地方的保佑。[11]泾县东乡崇拜牛王大帝。牛王大帝即汉渤海太守龚遂，乡人以卖刀买牛故事讹传之，称为牛王大帝，以为地方保护神。凡二三十里以内人家，必备香火往酬，甚至有百里外而来者。[12]上述祁门六都村，有新、老张王会分别为11会、13会，会首25人，每年七月二十四日祭祀唐朝忠烈王汪公大帝、东平王张公大帝，“以祈福生人”，即以汪公、张公作为地方保护神。[13]小农家庭的神祇崇拜体现更多的实用功利性，他们热衷于拜财神、拜观音、拜关公……以求财求子求利求福。所谓“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14]。
祈报又囊括了迎神、赛会等内容。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农家春天祈褥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酬报诸神、老天的恩赐，由此形成农家春秋祈报习俗。除此之外，天旱求雨，得雨还愿等也十分普遍。祈报时杀猪宰羊、聚餐演戏，或赛龙舟，或跑旱船，或游火龙，或抬神舆出巡，或扮百戏娱神，或拥神游街演剧，鸣金击鼓，昼夜不绝。
祭神费用要纳入农家的支出，所谓“醵钱演戏”；“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等。[15]
至于祭神费用的数量，有记载说，“农家一岁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16]。地区性的祈报活动一般按村落、宗族轮年值首，通常一二十年轮一次。既轮，全族全村均“视为重大，筹募款费，推举司事，以办此平安神戏”。有“值年之村户，往往因贫而售典产业以当此门户”，以为若破此例，“当犯神谴而触众怒也”。[17] 农家参加祈报活动或自行祈神、进香、还愿，也不吝解囊，所谓“衣食唯布蔬”，“唯迎神赛会最为靡耗”，“演戏献神，温饱之家随时侈糜，贫户亦典质裳衣，诣庙祈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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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丧嫁娶，徐浩指出，由于习俗使然，农家在这些项目上的消费往往是尽其所有，不少人家甚至于超过自己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从而使本来很有限的家庭收入超负荷支出，严重影响了农家正常的生产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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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家生产生活水平相对江南农家要低，可推知江南农家婚丧嫁娶方面的消费支
[1] 乾隆《汤阴县志》卷一，《地理志》。参见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于《社会史》199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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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卷六，《先妣行状》；《管情三义》卷四。又，前文所举王命岳作塾师的收入是月米3斗合银0.3两，蔬菜银3钱合银0.3两，2项共计年收入亦为银7.6两。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王命岳：《家训》。 字串6
[3] 光绪《鹿邑县志》卷九，《风俗志》。 字串5
[4]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国家社会基金“比较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246～248页。 字串6
[5] 中国自古以来，随节气变化、农事忙闲，在生产生活活动时段上，形成了标示性的节日典，清期岁时节日因袭前代，主要有元旦、立春、上元、花朝、清明、浴佛、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祭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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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同治《茶陵州志》卷六，《风俗》。参见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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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治《西宁新志》卷九，《风土志》；乾隆《嵩县志》卷九，《风俗志》；乾隆《介休县志》卷二，《山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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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五，《舆地志》，《风俗》。
[9] 《万氏宗谱》卷一三，《祀规》；同治《通城县志》卷六，《风俗》。 字串2
[10] 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 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五，《舆地志》，《风俗》；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 字串1
[1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泾县东乡佞神记》。 字串9
[13] 程成贵：《徽州文化古村—六都》，《徽学研究内部资料丛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印2000年，102～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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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光绪《鹿邑县志》卷九，《风俗志》。 字串2
[15] 道光《许州志》卷一，《方舆志》；光绪《怀安县志》卷三，《食货志》；同治《畿辅通志》卷七一，《舆地略》。
[16] 同治《畿辅通志》卷七一，《舆地略》 字串1
[17] 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五，《舆地志》，《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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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光绪《正定县志》卷一八，《风俗志》；乾隆《直隶易州志》卷十，《风俗志》。 字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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