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乡村的贫困化
在明代浙江，一般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从大多数府县的情况看，都是相当艰辛的。严州、处州、衢州、台州、温州诸府的大部分山区小县，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这一点在当时的许多地方志中都有相关的记录：如处州府缙云县，“道当瓯婺之冲，疲于陆运，拮据树艺，丰年仅资俯仰。”（注：雍正《浙江通志》卷九十九引《括苍汇纪》，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影印）第521册，552页。）如严州府建德县“山多田少，岁登，甲户尚无余粟，中产不足以供伏腊，小歉则直倍他土”；淳安县“土硗，产薄，民贫”；分水县“山谷蒙蔽，田土才十之二，率多硗瘠，往往樵薪、烧炭、蒸茶、割漆为生，其贫而无产，仰给他郡以营衣食”（注：万历《严州府志》卷二：《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9册，第288—289页。）。
在乡村地区，一般庶民家庭，居住的房屋多是土墙茅屋，如新昌县在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村乡多茅房土屋，仅庇风雨。其如城中之制者，仅仅一二而已。”乡居的官绅和富有的地主，有财力建造瓦舍楼房，一般的百姓，即使是平原富裕地区，也是茅房遍地。例如在桐乡县，当时人撰写的《南津客帆》一诗就曾写道：
落日映溪津，维舟次若鳞。
语声多北客，物产尚南闽。
字串3 灯下犹沽酒，船头有问神。
居民遂生理，茅屋岁更新。（注：光绪《石门县志》卷十：《遗文》。）
当时农民的日常生活，以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说，浙江多山，在森林植被保持良好的明代，烧火用的柴薪自然不成。至于大米、食油和食用盐等基本的食品，那时一般家境贫困的农民，平时大多吃不上白米饭，只能食用大、小麦等杂粮，“荞麦、黄黑豆、蚕豆、稷、粟尽食之，犹不足以充腹。饥荒之年，甚至于掘草根、剥树皮，以度朝夕。”当时家境较好的人家，烧菜一般用油菜籽榨制的菜油，又叫香油。而用黄豆榨制的豆油，又名臭油，只能供点灯之用。但穷人家享受不起菜油的，往往食用豆油，至于地处深山穷乡僻壤的於潜、昌化等地，“不能得油，则取饭锅米汤以炒菜，名曰米油。其穷甚矣。”一般富户食用枸杞酱、玫瑰酱，小民家庭食用黄豆和小麦面发酵后晒制的豆酱，“乡间小民家，豆酱亦不多得食；至于深山穷谷中，则终身不沾唇者。有之，其市井之臭而蛆者，乃贸易得食”。在远离海边的内地山区，山民们甚至连日常必需的食盐都吃不上，以致有“终身茹淡”者（注：〔明〕田艺蘅撰：《留青日札》卷二六，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史料选编》下册，第400—403页。）。
贫困山区的乡民，在丰收的年景尚且度日维艰，糠菜半年粮，一旦遇到饥馑之年，就只有靠野菜、树皮、野果充饥果腹了。以下是嘉靖时淳安山民在灾荒之年用以果腹的几种树皮、野菜和野果：
字串1 绿葱根：气臭，须换水浸洗七十二次，不然有毒；
松花蕊：松树开花时，取其蕊，用饮汤调食，经久不饥；
蕨粉：蕨根洗净后，捣碎，加水，置于桶中，积淀后即成蕨粉；
葛粉：葛藤之根，洗干净后，捣碎，加水冲洗，然后积淀成粉；
橡子：晒干，脱去壳，磨成粉后，可作橡子豆腐吃；
苦株子：可以直接炒食，也可加橡子加工成腐，味较橡子为佳；
野苧根：野＠③麻之根，去皮捣成粉；
榔树根：其皮和根经熏燥后，研成末做饼；
山苦藚：野草，与苦叶菜一样可食；
布谷柴子；或舂成粉末做饼，或煮成粥吃（注：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六：《物产》，四库全书第521册，第677—678页。）。
其实，即使在史书中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平原地区，一般农户的日常生活也不怎么富裕。以杭嘉湖地区来说，这一带虽然号称“丝绸之府”，但以种桑养蚕为主业的农户们，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种几亩桑树，养蚕缫丝，然后把生丝输往村镇的农贸市场上出售。在丰调雨顺的情况下，农民们在交纳官府各种赋税和地租之外，还会有些润余，可以从市场上买回一家人日常所需的粮食、器皿和工具等，养家糊口，勉强度日，维持着简单的再生产。
但是，由于家庭手工作坊生产的丝绸产品档次不高，质量不佳，那些家境较好，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织机的农户，收入其实也不高。有关明代杭嘉湖平原一些专业市镇生产的丝织物的产品档次和质量，《正德桐乡县志》卷二评论道：“本邑人稠地窄，农无余粟，所赖者蚕利耳。……粗丝为絁，土机能织，是为水绸；土绫以绵抽缕而织者为绵绸，轻纤素雅，为绸与褶皆宜，成功难而价不甚高，以土俗勤之多耳。官机绫绢出濮镇，近县市亦有。”换言之，当时桐乡一带出产的丝织物，主要有水绸和绵绸二种，水绸又名“絁”，也就是所谓粗绸；绵绸又名土绫，虽轻纤素雅，织造工序复杂，但“成功难而价不甚高”。当时由官机织造的绫绢质量较高，但这种丝织物仅在濮镇及县城附近某些地区有生产。由此可见，明代浙北平原大多数家庭生产的丝织品，都是些档次较低的水绸和绵绸，这些丝织物质量不高，自然也卖不出好价钱，在生产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小生产者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
字串7 因此，以生产和出售初级农产品——生丝为主业的农户们，虽终年劳累，生活却过得极为艰辛困顿。对此，《万历崇德县志》卷二有如下实录：“民间纺绸、花绸、绫罗、纱帛，织者输囷，贸者辐辏，机杼可谓勤矣。独无奈物力不给，小民乏卒岁之储，而本富翻羡，末富逸而能享，其故何也？病在在生之者，不胜其耗之者。姑无论天灾流行、赋役繁苦，即使时和年丰，地所产莫如纱觳，相较莫如丝，而主能蚕作茧岂徒手博者，饔餐、器具，皆从质贷，两经月辛勤，眼昏头白，迨缫丝成，谓卒岁公私取偿，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驵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瞀乱权衡，百计绐筭，朱提白镪，没以连锡，并未及纳税输官，而质贷之家，轻出重入，浚其膏，小民有依然徒手耳！”在杭嘉湖地区，虽然自明代中叶以来蚕桑业发达，遍地桑林，处处可闻机杼之声，但那些以种桑养蚕缫丝为业的广大农民家庭，一家男女老少终年劳累，但一年的劳动所得，交纳赋税、清偿债务之外，已经两手空空，当时人王樨登的《石门曲》（注：万历《崇德县志》卷十：《纪文》，转引自浙江省社会院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第255页。）一诗写道：
采桑复采桑，蚕长桑叶齐。妾住石门东，郎住石门西。
卖丝家复贫，哭解红罗襦，将丝贳妾泪，可得作明珠。
字串2 一般农民家庭产业很少，赋税负担极重，丰收之年仅能自给，一遇灾荒就不免冻馁。丰调雨顺的情况下，一年拼命劳累还不能摆脱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命运，一旦遇到灾荒之年，家有一份薄产的自耕农为衣食所迫，或者借高利贷，或者鬻妻卖子以渡难关。《万历崇德县志》卷十二说：“万历七年春，叶贵甚，县北打鸟村王财养蚕八筐，而少叶千斤。妻语夫曰：‘蚕性命重，而人为轻，二竖可售以育蚕，则蚕可救而二竖可归也。’夫颔之。售得银二两，尽以买叶。”崇德县的这个王姓农户，一家养了八筐蚕，因遭遇天灾、桑叶欠收，为了买桑叶救急，不得不忍痛卖掉两个儿子，换回二两银子，全部用来购买桑叶，总算勉强维持了一家的生计。王姓蚕农之妻在典卖亲子时说：“蚕性命重，而人为轻”，寥寥数语，说出了当时一般贫苦农民的悲剧遭遇，至今读之，犹令人不胜悲怆！
明代浙江农民在灾荒年景的悲惨遭遇，当时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现场报道。以下摘引的二则实录，真实地记录了晚明时期杭嘉湖一带灾荒之年发生的悲剧：
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538～1543），嘉兴各县荒。
二十三年甲辰，大荒，平湖、海盐尤甚。乡民力田之外，恒以纺织为生。是岁木棉旱槁，杼柚为空，民皆束手待毙，水上浮尸及途中饿殍，为鸢狗所食者，不可胜数。又官粮逋负，苦于催科，田无所售，则拆屋贷之苏湖各邑。不足，即鬻妻女于宁绍。宁绍人每以此为业，官府知而不禁也。盖鬻之则妻女去而父与夫获生，否则均为杖下鬼耳。有就食于野者，草根芰蔓，采撷无遗；或行乞于市，遇货食者，辄抢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数十为群，至人家求食者，或不与，即相凌夺。其无赖者，伏草野中，遇人持布入市，即掩击夺之，谓之‘打布贼’，数人为伙，即行劫于路及村落间。日未没即不敢出，相结防御，通宵不得就寝（注：〔明〕冯汝弼：《祐山杂说》，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408页。）。
字串6
崇祯庚辰（1640）正月十三日大雨雪，至十八日乃霁。五月初六日雨始下，勤农急种插，惰者观望，种未三之一，大雨连日夜十有三日，平地水二三尺，舟行于陆。旬余稍退，田畴始复见，秧尽死，早插者复生，秋熟大少。次年夏，飞蝗蔽天，斗米银三钱，豆麦踊贵，饥人望屋而丐。掇草木可食者，杂秕糠煮啖之，草根木皮几尽。又明年春，道殣相望，买奴婢斗米二八，夫妻子母相离而不泣；死人棺敛者，不得至中野。用器、材木、瓦石盈街衢，人弗顾。盗窃文庙祭器。大疫（注：〔明〕张履祥撰：《桐乡灾异记》，同上，第409—410页。）。
在明代，杭嘉湖地区号称天下最富，也是浙江省最富裕的地区，一旦遭遇连年的旱、涝、蝗灾，庶民百姓顿时陷入饥饿和瘟疫的浩劫之中，饿殍遍地，白骨暴野，晚明时期江南民间社会的贫困化程度是多么深重。
灾荒之年，乡村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在变卖田地家产外，通常还有另一条出路，就是借高利贷以解燃眉之急。在赋税田租繁重而农副业收成有限的情况下，农民为交赋税而借高利贷时已深受其苦，如崇德县，田地各占一半，田里的收成一般“仅足支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也就是说，当地的乡民消耗了八个月的粮食后，一年中余下的日子，就要靠养蚕的收入来卖米度日、交纳赋粮了。这期间的开支，一般要靠借债度日，等蚕茧出售后偿还。但在一般情况下，蚕农们是不敢借高利贷的，因为，“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相偿。……大约以米从当铺中质银，候蚕毕加息取赎，然当铺中持衡塔包，轻重其间，瘐囷狼籍，一出一入，子钱外不止耗去加一矣。以故民间输纳，利蚕毕，不利田熟也，前征追比之难，有由来矣。”（注：〔明〕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二册《浙江下》，第三十一页，四部丛刊本，第24册。）到了灾荒之年，借高利贷更无异于饮鸠止渴，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广大自耕农的进一步贫困和彻底破产。
字串1 自耕农家有薄产，男耕女织，终年劳累，尚且度日维艰，那些家无寸土的大批佃户，以租种绅衿豪强的土地为生，受到地主的超强剥削，向地主缴纳的田租，一般标准都是每亩田地收获量的一半以上，在风调雨顺之年，广大佃农都摆脱不了贫困和饥饿。一旦天灾流行，农田歉收，饥馑袭来，恐怕就只有卖身为奴，或举家背井离乡流浪乞讨一条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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