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将“年代”视野引入中国，或也难免聚焦于作为命名的事件，毕竟，上能够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并不多。审视1920年代思想界的走向，就难以绕开“五四”。“五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分水岭，原因必多，其中之一当与“分裂”相关。“分裂”是全方位的，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以及学生运动，都预示着种种“分裂”的肇端。中国现代思想的学者，也大体接受这样的看法：1920年代是思想冲突加剧、思想界随之分裂的时代。
学者思考的起点大都立足于五四“思想”的多歧性，论证则指向“政治”立场的分野。娴熟这段历史的周策纵就指出，1919年以后，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分裂。“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份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注：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或许是因为这个观察稍嫌简略，且偏重于政治因素的，近年来也出现了从新的视野对此展开讨论的论作，罗志田就从“西方分裂”的角度分析了“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从整个近代这一中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潮在中国的颠峰，也是其衰落的开始。早期的《新青年》尚处西方整体观的余荫之下，“五四”以后即渐分，表面是分裂为激进与稳健两派，实则与“西方”的分裂有很直接的关联，如学界与思想界就都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注：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1999年第3期。）
字串1 通过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踪，以审视中国思想的走向及思想界的分裂，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依我之拙见，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估思想界的分裂，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聚焦于思想界的分裂，往往将中国社会的重组掩饰，而这其中所发生的转变，却是同样值得重视的。这也意味着，本文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1920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关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显是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如何避免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尤其是当事者事后的种种说项，便成为绕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如不能对此略作说明，恐是难以做到“返诸旧心”的。（注：就此而言，柯文考察义和团所提出的“历史三调”，以及舒衡哲对五四“记忆”如何延续的探讨，都提示了历史学家处理有关问题时应有这样的“自觉”。参见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舒衡哲，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罗志田近年《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也涉及此问题，见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74页。）因此，在问题展开之前，略为勾画思想界分化问题的缘起，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图景”，即由此塑造。这其中，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就构成塑造历史的重要元素，并以此作为思想界分裂的象征。胡适即有其“后见之明”，作为当事人之一，晚年他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注：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这样的解释当然有“郢书燕说”之嫌，论者对这段历史的考辨，就指明这场论战的历史图景是如何塑造出来的。（注：见李林《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页。）实际上，这样的“回忆”并非只发生在胡适身上，关于“五四”的“记忆”，差不多都由此展开。譬如，夏衍也指出，“1919年到1920年，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口号，逐步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色彩，“这事件，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注：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27页。）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注意，重塑1920年代思想界的图景，需要面对种种“迷思”，甚至“迷思”是由当事者自己营造的。
字串8
应当承认，“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当时即已成为问题。1920年瞿秋白即有言：“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新”、“旧”之争，是探讨五四时期思想界走向的基本向度，无须多作说明。这里瞿指出思想界“新派”与“旧派”之分，即是延续了有关话题。只是他已注意到，“新派思想”中“潜伏的矛盾点”已“渐渐发现出来”——尽管未曾具体言明“发现”的究竟是什么。
“新派”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派系之争，在“后五四时期”也偶有提及。主要是针对个人及所属籍贯和背景而言，并不一定确有所指。胡适进北大主要靠陈独秀援引，校内当时主要由章太炎门下弟子把持，陈去势孤。汤尔和、蒋梦麟等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与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立。胡则逐步培植自己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的“现代评论派”。吴虞注意到这一现象，因而评论说，“李石曾辈很有势力，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注：吴虞：《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295页；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1月17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1926年下半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在厦门、中山大学均与顾颉刚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甚至闹到有你无我、你来我走的地步，报上就有“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的说法。（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2—430页；鲁迅：《两地书》第2集，“厦门—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77页；鲁迅：《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401页。）此外，学生方面也被时人指为有“两种大的倾向”，五四运动之后，两者“越发分明”：前者是新潮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注：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大廿五周年纪念刊》（1927年12月17日）。）
字串9 约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的分化成为言说的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精神”成为建构三民主义的重要符号，相应也产生种种批评“五四”的意见。叶楚伧《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颓风》就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且将黄金时代定于三百年前，明显表现出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屑。陈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注：陈立夫：《文化建设之前夜》，《华侨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而在“革命”名义下，“五四”思想也被分解。朱镜我1930年发表《中国思想界的解剖》即道出，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代表着“在现状态下有相当势力的思想系统”，而“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即是胡适一派的，新月派的立场。他们完全失却了革命性，“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注：朱镜我（署名谷荫）：《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这里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分裂是如何被定性的——主要来自于敌对思想的互相涂抹；“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的命名，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自有其深意在。这多少表明有关思想界分化的看法，缘自政治的立场；同时也提示当紧扣20年代末30年代中国社会的演进，审视思想界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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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本于政治立场针对“五四”思想进行的解释，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政治色彩愈加浓厚。1940年翦伯赞就撰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中，胡适及其流派，“一面对于还正在与他们直接斗争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而积极的鼓吹资本主义合理之资本家的精神。”同样是将“胡适及其流派”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尤有甚者，因为抗战时期广泛开展民族动员、文化动员，胡适等还要承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责任，认为胡适等抨击中国古典圣经贤传，殊未知儒教“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分”。即便否定，也并非完全消灭，是要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他，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注：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见《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4年版，第21—34页。）国民党方面，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也对“五四思想”贴上新的标签。以蒋介石之名炮制的这本书，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而视之，认为五四后输入国中这两种思想，不仅不切于国计民生，违反中国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这两种“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抄袭和附会”的思想学说，“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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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思想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对思想分化的分析。1933年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现代思想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2日。）这一分期当然也有其“成见”，几乎全以他所理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依据，尤其突出了政治运动对于思想文化运动的干扰。稍后不久，胡适明确将《新青年》群体归于自由主义，并且认为北京大学1919年3月26日开会辞去陈独秀，“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因为“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注：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2页。）
值得重视的是鲁迅等对相关问题的揭示。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字中讲到，20年代最初几年，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后，“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见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132页。）。这样的看法，也出现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1936年出版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注意到，回应西潮冲击达于颠峰的新文化运动，因尊西的新派分裂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失去了重心”（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339页，转引自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所谓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甚为要紧。“分裂”导致“重心”的丧失，本不难理解，但问题随之而来，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如果思想文化界的“分裂”是中国社会重组的产物，那么在重新组合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位置”又如何？是不是同样有“失去了重心”的问题？这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
字串4
这里只是对“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略作说明，以显示问题的缘起。之所以特别提示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对思想界分化的看法，最基本的正在于，伴随中国社会的重组，“思想界”也形成新的格局，往往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立场对此前的历史进行回溯。此亦表明，中国社会的“重组”与思想界的“分裂”，实有密切关联。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审视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走向，通常都围绕《新青年》的“分裂”展开。我们也熟悉了于此所发掘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那就是前述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这场论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浮出水面的象征，自有其深意在，只是其中之“意义”，并非即刻呈现出来。既如此，以此作为当时思想界分化的向度，就值得斟酌。因此，同样以《新青年》“分裂”作为问题的起点，也存在不同的取向。我想强调的是，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确需确立问题的起点，但与其致力于发掘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如聚焦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因为该群体不仅提供了检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是表述为“分裂”，还是“陈独秀的出走”，却值得考虑。（注：胡适后来就谈到，“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第206页。）
字串4 约在1919年4月李大钊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团结”问题，提出应该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是不大容易了。”但主张不必相同，只要“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所要者，“《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注：李大钊：《致胡适》（1919年4月），《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页。）。这当是有所指。就在这年年底，《新青年》第7卷第1期出刊，内中刊登的据称代表“全体社员共同意见”的一则宣言，颇为引人注目。一本已发行到第7卷的杂志，表示“本志的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已足使人惊讶；既说社员持论各不相同，却又“要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更令人回味。（注：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合理的推断是，《新青年》内部已出现不谐之音，且引起社会上种种猜疑，否则大可不必在这个时候宣示什么“公共意见”。
从宣言本身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上，《新青年》内部确实已产生裂痕。究其实质，是在杂志经历一系列风波，引致其成员间潜在的分裂倾向时，编辑部成员重新在寻求共识，焦点则是“政治”。拾起“民众运动”与“社会改造”的旗帜，并表示要和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即是试图找寻在政治上沟通的契机。但这样的沟通，收效甚微；其成员间的裂痕，也难以弥合。
字串4
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谈政治”那样简单。照胡适的说法，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还是“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有意不谈政治，主要受其影响，“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问题的”（注：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4日。）。陈独秀对此还颇有报怨，“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但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况且，“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8页。）其实，1919年以后《新青年》更多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也是事出有因，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学生运动，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新青年》又岂能置身事外。
这其中的区别主要在于，陈独秀毫不讳言要“谈政治”，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理想”与“主义”。在《谈政治》一文中，他就表示，我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带上的，“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陈大张旗鼓要“谈政治”，关键在于，文中所表达的——如把自由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显示如何“谈政治”，陈已有了他的答案。而胡适也未必忌讳“谈政治”，《星期评论》出版后，他就撰文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体的“理想”与“主义”，所以仍守护于“谈政治”要基于“研究的结果”（注：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谈政治，而是如何“谈”。宣言反复声明要和过去及现在的各党派“绝对断绝关系”，且“永远不忍加入”，才是症结之所在。具体说来，导致《新青年》团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当是这个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字串1 就在这则宣言发表后不久，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同时将《新青年》带到上海编辑出版。当陈将编辑工作交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担当后，这个杂志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该如何走下去成为其成员不得不思虑的问题。胡适再度祭起“不谈政治”的戒约，认为问题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头。1920年12月他致函陈独秀说，尽管你本人也声称并不为然，但杂志“色彩过于鲜明”，却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况且“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另创一个文学的杂志；第二，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出版；第三，“暂时停办”。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也对此发表了意见。（注：胡适：《致陈独秀》，见张静庐编《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0页。关于《新青年》的分裂及此后其同人所搭建的发言台，笔者在其他文字中有更详细讨论，此系对前文之补充。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多数编委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却没有能够落实。在上海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因为遭查禁，最后只好移到广州出版。虽说《新青年》这个旗帜还在，但不难看出，自这个杂志迁往上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分道扬镳，已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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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新青年》群体的分裂，是不该回避的问题。上述种种，似都给出明确信号，《新青年》的分裂缘自政治上的分歧。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于此也有了确凿证据。然而，这样的评估却难免“后见之明”的痕迹。关于什么是五四的核心，从来就是言人人殊的问题，和历史上其他充满歧见的事件一样，五四给后人的昭示也并不完全一致。张灏曾归纳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揭示出五四思想中存在一些对立发展的趋势。（注：张灏：《形象与实质——再认五四思想》，见韦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3—57页。）这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思潮的诡谲歧异。同样的，在政治立场上清楚辨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或也是轻率的。如论者所说，“五四”时围绕“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或者最有益地被理解为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或短见的表现；或者理解为激进分子偏向政治教条化的倾向”（注：格里德：《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见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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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后五四时期”的历史，也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即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说，也未见有什么严重分歧。（注：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也曾对此有所讨论，参见章清《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自由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图景》，收入瞿海源等主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版。）关键在于，尽管《新青年》为同人杂志，但杂志中人的思想背景与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同人间的分歧其实早已潜埋，只是在启蒙的诉求下，这种分歧被遮掩着；随着政治话语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来。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至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新青年》群体的“瓦解”，还没有通过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表现出来。未来的情形如何，还需要通过对杂志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进一步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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