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新青年》南迁上海后，胡适曾表示有意另创一个专事与文学的杂志，但这样性质的杂志却没有能够出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胡适在内的原《新青年》杂志一群人，再汇聚知识圈及政治圈的其他力量，走上的仍是“谈政治”的“歧路”。这里的意味是，《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样，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也有了重要依凭。藉此，可以进一步了解“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又有怎样的“政治歧见”。
由“不谈政治”到走上“谈政治”的“歧路”，这是知识阶层的一个新动向。其实，在那样一个，不单知识阶层有新的动向，其他阶层也是如此。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讲演，就曾表示，“近来许多好人打着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冷淡，也是很不应该。”国中优秀分子当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注：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1月7、8日《晨报副镌》。）正如白吉尔所揭示的，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许就注定了这个信誉扫地的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在军阀横征暴敛的年代，所有社会集团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在经历一段拒绝参与政治事务的消极抗议后，愈来愈多的商人与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变革，才能保证持续和深入的。（注：〔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泽：《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字串4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单一向远离政治的商人与企业家“思出其位”，知识圈中人，此时也同样感受到不得不卷入政治的压力。1920年底陈独秀赴粤前，曾特地致函胡适、高一涵，提醒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还坦陈此乃他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注：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约1920年年底）；《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见《中国出版史料》甲编，第7、8页。）一开始，许是种种流言在传布，却也绝非空穴来风。即便知识阶层仍守望于学术理想，也不能杜绝各种政治势力对知识阶层的关注。李大钊就用“处女的地位”，说明了知识圈的处境，“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一点醋意”（注：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1页。）。对此，胡适也深有体会，研究系蓝公武曾拖其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只是胡仍坚持，“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9月21日。）。这些或都表明，在那个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大学中人同样有不能免于政治的尴尬。《新青年》迁离北京后，留在北京的一群人同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整合起来。终于在1922年5月，一个新的杂志问世了，只是，这个新杂志与原先胡适所期许的纯学术性杂志全然不同，以“努力”命名的这份刊物，明确指向的是对政治事业的图谋。而且，该刊第2号发表的由16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所标举的“好政府主义”论纲，与梁启超的见解如出一辙。
字串2 从前或宣言“不谈政治”，或信仰各种主义的一群“清高人士”，竟能平心降格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在思想舆论界也激起热烈反应。赞同的意见大多来自界人士，北京几所学校的校长就联署作为宣言的“赞成人”；批评性回应则较多来自其他政治派别。（注：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可参见邵力子《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8、19日《民国日报》。来自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批评则以区声白的评论为代表，见区声白（署名声白）《中国的政治如何解决》，《民钟》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较之“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努力》的创刊对于了解不同思想的交锋，无疑更具意义，提供了审视思想界“政治歧见”的重要资源。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聚集在上海的一群共产党人，认为好人政府的倡导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故主张“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批评“好政府诸君”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注：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先驱》编辑部还发文说，“我们要知道好政治与坏政治，不是几个好人或坏人弄成的，乃是一派怎样特殊势力或特殊阶级弄成的”，在北洋派武人势力的基础上建立“好政府”，“未免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在未实现之前，即已定了死刑”。（注：《先驱》编辑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字串3 甫经成立的共产党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质疑并不令人奇怪，这不过是五四后“革命话语”流行的一个表象而已。在军阀蝇营狗苟的政治环境下，不单共产党表达出对“阶级革命”的关切，《努力》的普通读者也希望“好人”诸君能深入民众，甚至不乏革命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努力》所主张的确是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修补式的改造，明显与革命的呼声适成对照。不过，从当时的思想格局看，无论倾向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还只是刚刚汇聚成政治力量，也许政治主张已渐渐趋远，但未来的政治走向如何，仍有诸多未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中共二大宣言仍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紧接着胡适所写《国际的中国》也积极呼应，明确表示宣言认同于“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可喜可贺的事。所不同的是，中共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的扰乱”作为中国内忧外患的祸源，胡却要人们相信，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尽可不必做惧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注：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胡适后来曾言，这是他最挨骂的文章，“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注：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08页。）。
字串7
论者将《我们的政治主张》视做“是对那些可看作‘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大抵不错。（注：〔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除阐述“好政府”的政治论纲，《努力》也提出了对斯时现实问题的具体意见。在这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上，譬如“联省自治”，双方也有所交锋。《向导》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撰文表示对胡适等人的联省自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要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且须用“革命的手段”，在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只是“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注：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第1期，1922年9月。）。胡适对此有所回应，强调“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注：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努力》第19号，1922年9月10日。）。随后，蔡和森也加入进来，指出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胡适的主张是肯定“打倒军阀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注：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字串5 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其实可归结于：一个目标，两条道路。胡适回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对彼此的分歧做了这样的归纳。他认为其中所阐述的十一项原则，“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骤有先后而已。也许他并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把他们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有产阶级至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阶段”，但他对宣言中所提出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太大歧见。只是强调，《努力》所着重的是“现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虑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所以，“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10号，1922年7月9日。）说起来，“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与胡适所论辩的中心，也是如此。
从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交往中，也可看出双方还保持着密切关系。胡适拟好《我们的政治主张》，首先想到的是与李大钊商议（宣言发表时李也具名于上）。李从事的政治活动，也主动与胡通报。（注：李大钊：《致胡适》（约1922年8月），《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5页。）1923年9月，李大钊还致信胡适，希望能将蔡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纳入《世界丛书》出版。（注：李大钊：《致胡适》（1923年9月7日、10月下旬），《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6、957页。）该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信，除希望《努力》出版后“每期赐寄一份”，还推荐瞿秋白新著，“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的书必能去掉世人诸多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注：陈独秀：《致胡适》（1923年4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事实上，瞿秋白这段时间也曾多次致函胡适，其中还特别提到，他有意促成其任教的上海大学，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希望胡适能常加指导。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页。）。事实上这样的“交情”一直得以延续，几年以后，胡适游欧期间还与国共两党著名人士于右任、蔡和森等密切沟通。胡适的一则日记甚为重要，不只是表达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还清楚表明短短三天时间修正了他多年来的想法，其中投身政治活动乃至“组党”的想法，是颇不寻常的。当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也才有“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甚至组织政党的表态。（注：《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3页。）难怪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注：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全集》第3卷，第41页。）
字串4
略为《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重新搭建的发言台，可以清楚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分歧不是没有，主要是在手段与上。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这也表明，审视《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分化，对此应有清楚把握，即《新青年》群体瓦解后，并未即刻形成对立的思想派别；所阐述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明乎此，也能更好认识思想界何以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以及何以会产生“思想界联合战线”之提议。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约在1921年初，胡适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独秀。这封常被征引的信，确值得重视，内中引人瞩目的即是对“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且将彼此的畛域悉数道出。胡适颇有些责怪陈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足证他牢固树立了这种意识。（注：胡适：《致陈独秀》（时间不详，约在1921年初），《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9—120页。）后来鲁迅、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发生笔战，胡适也致函表示这是朋友中最可惜之事，“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意思很明确，“我们”“横竖是水，可以相通”，因此“‘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开始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77—380页。徐志摩也曾致信周作人表示，“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彼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见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页。）书信往来揭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的汇通，涉及思想界的划分，自有其深意在。我们要问，“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勾画出思想界怎样的图景？
字串2
余英时曾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下讨论“保守”与“激进”，首先要看到其文化意义。中国和西方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的三分局面不同，西方的三派都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立言，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的“激进”与“保守”并不在其对现状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222页。）将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略作区分，双方的趋同则更加清晰。最明显的无过于，《新青年》分裂后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协同动作，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对于新文化运动保守主义的反应，学术界已多有所论，如艾恺所揭示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人生观》，受到学术界广泛注意，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精髓的眷求，对现代化西方的反感，以及反实证主义的建构，“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论题和态度”（注：〔美〕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是否存在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尚需进一步分析。然而，透过所形成的发言台以阐明共同的主张，也是有据可寻的。以梁启超为领袖的《改造》，即标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明确主张，“本刊所鼓吹在使新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注：《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这里的要害是所谓“实际的方面”，试图划出彼此的界限。在梁看来，这几年看似蓬蓬勃勃的所谓“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检查其，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的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可看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的这种精神那种精神，可视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注：梁启超：《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4—26日《晨报副镌》。）1923年他所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将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化分为三期，其中对第三期的转变及人物谱系的勾画，更耐人寻味。梁不仅指出第三期的种子由第二期“播殖下来”，且将第二期界定为“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似乎“新文化运动”只是第二期的补充而已，“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不惟如此，照其看法，“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结果，第一期他点出了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第二期举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人，“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惟独第三期，全然不提任何人物，只是说“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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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东方文化派”来自对手的涂抹，但作为同一营垒，其同道与对手，在他们的言论中还是略有交代。梁漱溟就认为，陈独秀《人生真义》、李大钊《今》、胡适《不朽》，这些“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其中所讲的“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注：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漱溟卅前文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93—199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蒋百里致梁启超信中也表示，“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于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注：蒋方震：《与任师书》（1921年11月26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1页。）至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张君劢同时针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意见加以驳诘，也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注：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
既然有共同的敌人，则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便成为可能。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仍然存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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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陈独秀就提出了思想界联合战线问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相信“唯物史观”和相信“实验主义”的，“实有联合之必要”，应结成“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注：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还将高唱“精神生活”、“东方文化”之论调，归为吴稚晖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他点到了张君劢、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以深文周纳的方式指出，“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甚至表示，“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不能承认”（注：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
思想界联合战线之议，显示出共产党人也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更说明当时思想界营垒的划分，主要依据文化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关键在于，这并非陈独秀个人的看法，1923年邓中夏对思想界进行划分，也明确分出“新兴反动派”（即“东方文化派”），认为该派可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为一系。又将分了家的新文化运动者区分为“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分别以胡适、丁文江与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邓评论说，“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后两派应该“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注：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当陈独秀提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邓也马上接过话题，认为“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相应也将胡适等纳入“革命派”势力范围。比较“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他也认为不同之中有约略相同的几点，因此“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邓这样写道：“再明显些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此外，萧楚女也曾撰文指出，在革命的呼声下，尚有几派，还“没有肯把人类和时代合起来去着想”。这里所说的，指的也是“无政府派”、“东方文化派”（含“精神文明派”、“立国派”）和“国家主义派”。（注：萧楚女（署名萧初遇）：《国民党与最近中国思想界》，《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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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联合战线”呼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显示出可能结成“联合战线”的双方，对“五四”遗产的承继。恽代英就曾特别提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的问题，指出这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然这总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同时也并不回避，青年学生掀起“五四”壮烈的历史，是“因为他们受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思想的影响”（注：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又见《恽代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496页。）。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五四”记忆的延续是突出的一环，正因为此，在政治上已显示种种歧见的双方，在思想文化上还能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敌手。
这里可以略为梳理“后五四时期”思想界联合战线的一些具体表现，所谓“联合战线”，自然是未成之议，但双方不乏相通之处。最基本的，延续“五四”启蒙的诉求，双方对诸如“东方文化”、“精神生活”之类，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1923年李大钊就撰文指出，思想界本来很盛的退落、循环的历史观，于今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章士钊、梁启超辈，即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他表示自己本是崇今论者，故特揭出“时”的问题与贤者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注：李大钊：《时》，《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更是指出，“人类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明确反对把“东方文化”当做特别优异的东西。原因在于，东方的农业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礼俗，西方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注：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泰戈尔访华，也引起陈的注意，他对于翻译其著作就大不为然，认为，“象太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太戈尔？”（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欢迎太戈尔？》，《中国青年》第2期，1923年10月27日。）不单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延续了以往的见解，瞿秋白这一时期的文字，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话语”的阐述，在文化上继续了“五四”的见解。瞿也相信，“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东方文化派”竭力维护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他们大得其意的“科学破产”，哪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破产罢了。（注：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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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些看法所守护的都是“五四”时期所彰显的“进步理念”。如对照胡适此一时期所发表的文字（尤其是针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的批评），即可见双方持论的一致性。胡也强调，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注：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用不着特别指明，胡适将东西文化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也是相同的理念。
上述种种，大概可以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所谓“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在组织上未必有什么具体形式，但各自所表达的主张，似乎又隐约存在着这样的“联合战线”。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中。这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文化的理由，构成思想界识别的重要基础。这样，对于思想界的“分化”问题，或可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新青年》同人来说，“后五四时期”确有“分化”的迹象，各自有了新的发言台，甚至在思想方面的分歧也随之体现（注：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就显示了重要征象。陈独秀即表示，“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见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上册，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瞿秋白也指出，“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虽还没有将胡适等归到“另一派”，但已走出了重要一步（详后）。见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但这并不影响双方在思想上继续保持基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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