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追求与传统的新审视
现代与历史如何衔接，现代性与历史性如何统一，这个长时间来一直困扰着思想界。原因在于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与其说是历史的，毋宁说是先前历史自然发展的中断。就中国而言，现代性先是表现为师法西方，后是表现为师法苏联，直到当代，方才成为中国历史自身自然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虽然现代性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内在要求，与先前全部历史的联系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同时，现代性同西方化、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便不能不常常与西方化同中国化的统一、全球化同本土化的统一这样一些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
当代中国立足于现代性对历史传统的新审视，大要说来:八十年代是批判多于肯定，因为当时急于走出传统;九十年代是肯定多于批判，因为这时要让现代性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扎根，从历史传统中广泛吸取资源。
八十年代对历史传统批判多于肯定，是因为当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先前一次次伤害了许多人的运动记忆犹新，结合历史传统，急于弄明白: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为什么那么强固?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理想国为什么那样深远?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艰难曲折?中国有过辉煌的古代，为什么没有自主地发展到现代?人们努力从传统的、政治的、的、文化的结构、制度和观念，寻找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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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有对历史传统持肯定态度者。最突出的是新儒家。他们以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为根据，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并不冲突，相反，从传统儒家可以生出儒家资本主义，推动现代化成功，甚至可以解决西方现代化高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但是，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只是用西方曾经流行或现正流行的，对儒学作出新的诊释而已，真正的原创性并不多。
九十年代对历史传统肯定多于批判，是因为改革的深人，开放的扩大，现代化建设的进展，要求现代性必须扎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从中国既有条件寻得支持。而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又激起了民族主义与本土化的反弹。肯定多于批判，集中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民族主义倾向。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做法，形成了所谓“国学热”，刊物的名称《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外汉学》等等，回归传统的气息极为浓烈。一些著名的“文化遗民”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受到高度评价和过分赞扬，继承“五四”传统为继承晚清民国治学传统所取代。与此同时，一些文化糟粕，也在弘扬传统文化名义下沉渣泛起。
其二，本土的深化。表现为历史空前规模的整理与出版;许多专门性的高水准的研究著作问世，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从前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的方面;传统的研究、最新的研究方法和大量实地调查互相结合;评价趋于客观，尽可能展现历史原貌，给人们提供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或歪曲了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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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更为深人地思考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现代性和历史传统不仅具有历时性，而且具有共时性，这不仅仅因为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现代性与历史传统事实上仍然共生共存，而且因为历史传统总有形无形地渗透于现代性之中，无论现代性对此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现代性尽管不是先前历史自主的自然演变，它的每一部分同样深深保留着历史传统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立足于此，人们已经开始同时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来对现代性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作更为开放的全面考察。而且，其范围不仅仅限于中国本身，人们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大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全球范围内现代性与历史传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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