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是传统文化中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利于新的文化要素出现的一类要素。譬如爱国主义，由于家国同构一体，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种传统。在不同的条件下，它可以对新文化要素的出现起不同的作用。不过，总的来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大背景决定爱国主义在特定的一些时期对于接纳新的文化要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论是“师夷以制夷”的方针还是“三民主义”的学说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
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独特历史地位在于，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始，而且也是２０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前提，成为五四新文化建构的历史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新的文化要素从文化形态学或一般文化学的角度看，它们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或不足。这些局限或不足，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发生的内在原因。
新的文化要素在中国文化系统中首先的一个局限是它们没有上升到价值核心的地位，发展为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包含着一个文化系统的价值观，是它的核心的提炼，是文化系统发展的主导性因素。但是，不论是还是民主抑或其它新文化要素，基本上都限于“中体西用”的历史框架之中，主要在器用的层面发挥作用，尚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地位。因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局限是，新的文化要素尚未形成某种结构，甚至没有取得某种独立的文化地位。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被植入中国文化系统是作为经世致用的要素而发挥作用。至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民主与整个主体文化的联系并未建立起来，缺少某种内在的结构性关系。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局限是，与新的文化要素生长息息相关的新的文化主体尚未成长起来。整个地看，代表新的文化要素的知识分子仍属个别现象。虽然随着科举制的结束，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的纽带被割断，但新的独立的知识群体尚未形成。基于以上原因，这些新文化要素的出现不可能立即产生根本性的文化变革，并在更大程度上伴有心理的、社会的变革。它产生的文化张力是有限的，达不到文化革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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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撇开其它因素不说，新文化要素的历史积累和历史局限已经从文化方面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新文化的建构，是这种文化发展逻辑的历史结果。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以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为宗旨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以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起点，在１９１９年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系统中新的文化要素的总爆发，是这些要素在新的文化精神指引下实现的一次新组合，因而也就是五四新文化的一种现实建构。所以，如果说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和积累是五四新文化建构的历史基础，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五四新文化建构的现实基础和实现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是五四新文化建构的现实基础和实现过程，首要原因是，它使一直处于历史积累中的新文化要素上升为一种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并力图使这种新的价值精神取代中国文化系统中原有价值理想的地位。
字串9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不再仅仅是某种科学知识，也不仅仅是某种科学论（如进化论），而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①②］这里的科学已经上升为一种，提升为一种科学精神，即尊重客观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按照新文化提倡者的理解应当成为人们的价值理想，因为“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久的；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科学的发展将能“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①③］所以，“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象，都应该破坏。”［①④］这显然是欲以科学的价值理想取代以往的价值理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也不仅仅是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式。人们应当用这种最高的伦理精神代替原有文化体系中的纲常精神，也即以所谓的新道德代替原来的旧道德，以此摆脱“蒙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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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科学与民权并重”的文化精神，出现了“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表现为虚拟人格形式的价值理想对原有价值精神的人格化——孔圣人的挑战。这是中国文化体系核心部分进行的一种变革，是新的文化要素在中国文化中开始生根并能够结构化的前提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的一种建构过程，它在文化现象上一方面表现为与原有主体文化的“断裂”，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以新的文化要素为基础的新文化结构的生成上。
对原有主体文化的某种拒绝或者与这种文化的某种“断裂”，是新文化建构的常见情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断裂”有多方面的表现。价值观的颠倒是首要的表现。“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说到底并不是对孔子学说或儒家学说的全面评价，其真正的意义是以激烈的形式对其价值理想予以否定，推倒其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最高统治地位。它也表现在以新的价值理想为指导对原有主体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全面批判上，这种批判显示出新文化试图摆脱原有主体文化，争取自身独立的努力。这也是新的文化结构生成的前提条件。它还表现在旧的主体文化载体的衰亡与新的文化载体的出现上，下面要论及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即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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