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断裂”并不是所谓的与文化的彻底断裂，也不是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我们将在新文化的建构中看到，不管人们提出什么口号或对此口号有何种不同的理解，新文化在实际进程中都是既有与原有文化断裂的一面，也有连续的一面；对文化传统既有拒绝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这是需要具体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建构的结果，五四新文化形成了它特有的结构形式。五四新文化在中国中所以有很大的后遗，思想文化界所以倾向于把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分期的起点，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新的文化结构大体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其一：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新文化具有明确的足以界定自身的文化新质。这些新质作为文化内容不仅是一种知识或器用性的概念，而且已经上升为一种价值理想，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自身，使自己具备了独立的主体地位，不再依附于以往传统文化的某种形式。这主要指与民主，即所谓的赛先生和德先生。
字串2 其二：文化载体和形式。新文化内容已经具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新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新文化的形式。这主要指白话文和以白话文为样式而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
其三：文化。新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自身具备了文化理论的支持。这是新文化的深层存在和发育成熟的一个标志。新文化结构的这一方面主要由文化本位和文化选择理论所构成。
其四：文化机构和组织。新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以生产、储备、传播新文化内容为主要功能的横向传播与纵向繁衍相配套的文化机构。这一方面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另一方面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机构。这是新文化的操作与化方面。
新文化的价值内容、载体和形式、文化理论以及操作和社会化四个方面的相互整合以及每个方面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协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整体结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
字串5 （三）
是需要进一步具体说明这一结构中的整合和协和关系，揭示这一建构过程和结果的内在联系。
先从第一方面的形成与内在关联说起。
如上所述，科学作为新文化的要素在近代已经通过文化传播移植于中国文化系统。随着１９０９年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科学成为学校的专门科目，其繁衍发展的机制已经具备。但是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还不足以举起独立的旗帜与旧文化公开抗衡。此阶段的科学在量上依然不足，宣传科学的刊物和教育课程中科学内容的比重有限。科学的内容主要限于技术性的层面，譬如“船坚炮利”的范围。如果说有某种科学性的论，也只是以“公羊三世进化说”的形式出现。从总体上说它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价值形态，因而也就没有上升为一种文化精神。这样，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它仍然处于一种结构不全或非结构状态（科学文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知识及其物化成果；科学建制与支持系统；价值观、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到五四前后这种情形发生了转折。这时，科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升为一种价值理想，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宣传这一思潮的杂志已达４００多种［①⑤］。科学不仅在技术层面继续扩展，而且在社会批判和改造方面崭露锋芒。关于科学的内涵、方法的谈论成为一种。科学不再屈于器用的层面，依附于旧有的文化形式，而是公开打出了独立的旗帜——赛先生。赛先生的独立宣告了新的文化精神的确立。
字串4 民主作为新文化的内容与科学的情形相类似。就其价值地位而言，在戊戌变法时期民主是低于或仍然依附于君权的一个目标。在辛亥革命中，民主成为政体变革的最高目标，但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普遍关系的理想模式，儒家的纲常理念仍在世俗社会占首要地位。这种情形到五四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的社会传播方面产生了轰动效应。曾有人描述说：“就１１月一个月而论，我所知道的，已有二十多种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他们的论调不能一致，但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①⑥］（平民主义即民主）。民主的内涵和外延从原来的政体形式扩展为“民主”和“教育民主”，几乎渗透到整个社会层面，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整体模式。如当时人们所说，民主实际上重新被“发现”了［①⑦］。这种“发现”实质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想被确立了。民主的地位在人们的思想中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民主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以民权与君权妥协的形式出现，辛亥革命时期是“皇帝虽退位，而人脑中的皇帝未退位”［①⑧］，则到了这一时期，德先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角色，上升为一种文化理念。
字串2
由于科学与民主上升为一种价值理想，因而它们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本来，按照科学的狭义理解，科学与民主不具有内在联结的必然性。科学是面向的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民主是面向社会的实现公民个体权利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直接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但是，如果科学成为一种理性精神，情况就有所不同。它们之间不仅具有相互区别的一面，而且表现了强烈的统一性乃至一体化情势。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它和民主共同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社会文化的合理构建问题，说得具体一点是中国伦理的合理再建问题。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①⑨］即此指向。伦理的合理构建不能不诉诸于理性，不能不诉诸于科学。于是有科学对迷信的批评，科学对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乃至黑暗面的批评，科学向人生观层面的转移。另一方面，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专制原则，对专制不合理性的批评必然导向民主。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伦理关系的合理性。理性的内容在此展开为民主。科学精神在伦理领域即表现为民主。换言之，科学就是民主。所以，科学与民主在当时特定的文化条件下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它们能够在新文化内容的层面上协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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