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第二方面及其与第一方面的整合关系。
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形式的契合关系。在新的文化内容形成的同时，其形式的方面也相应形成。白话文符号系统的出现，既是新文化的载体，又是这一时期新旧文化分野的标志之一。
白话文从上看，久而有之。文学史上的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人的白话小说即为实证。近代以来也有人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然而，白话文形成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则属于五四时期。白话文不但在文化领域构成了一个新的符号系统，而且在文化地位上也取文言文而代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形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它开创了一代新文学，奠定了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基础。现代的文学样式、现代的文体，无不溯源于此。
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第二方面与第一方面是彼此整合的。
就第一方面对第二方面而言，新文化的内容要求有相应的形式并为形式提供存在和的根据。新文化的内容之一是民主，其根柢是个体本位。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曾专门论述西洋之民主主义归根结蒂是一种“个人的独立主义”［②⑩］。这种“个人独立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崇尚精神自由。由于精神自由与精神表达形式的自由是互为条件的，思想的自由度依赖于语言形式的自由度，所以，新文化的自由内容客观上要求有自由的文体与之相适应。从民主的直接意义上看，民主是诉诸于多数人意志的一种形式，因此，它也要求语言形式不论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还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都民众化，向民众倾斜，为民众所掌握。这里，政治形式的变革与语言形式的解放是一致的，文化形式的兴起以文化内容的要求为依据。新文化的内容不仅为其形式提供了存在理由，而且还为其发展提供了根据。胡适与陈独秀都对此进行了论证。胡适说：“一有一时代文学。……古人已造就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就今人之文学”。［②①］陈独秀说：白话文运动是“文学一大进化”。这里的论证都是以进化论为根据，而进化论恰恰是落脚于科学领域的。
字串2 就第二方面对第一方面而言，新文化的形式在性状、结构特征和气质等方面与内容相契合。
白话文在书面化之前作为口头语言是民众的日常语言。它活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与高踞于这一层面之上的文言文具有明显的差异。白话文的这一特点似乎切近于近代科学的实证性。同时，由于白话语言比文言文更加晓白确定，因而与近代科学的确定性理想也有某种一致性。白话文在语词构句关系上比文言文有更大的选择性，无论是语法规则还是文体组织，白话文的自由度较之文言文都更大一些。譬如，新的白话诗比严格的格律诗自由，新的多样化的散文比起承转合不可移易的旧式散文似乎也更加散漫，新的各种流派的小说也不象章回体小说那样单一。总之，语言也好，文体也好，都和它的精神内涵相一致，成为后者的如意载体。
与白话文来源于民间密切相关的是，白话文就它的气质来讲属于民众的语言。它的本性是倾向于民主的。民主的先驱者曾经注意到白话文的这一特点。陈独秀张扬了这一传统，把白话文运动的目标规定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②］。也就是要建设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③］新文学来代替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性文学。
字串2 （四）
如上所述，新文化的建构不仅具有表层的方面，而且具有深层的方面。这里主要指关于文化基位和文化选择的理论。所谓文化基位是某一文化结构设计中的逻辑立足点和结构形成的起点，它体现了整个文化结构的基本特点。因此，对文化基位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结构的深层分析，是该文化结构的理论支撑和内在方面。
五四新文化就其主流来说，对文化基位的选择是个体本位。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第一次从文化结构理论方面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把它们归结到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不同，从而引出了“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②④］的结论。
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在逻辑上包含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它的价值目标；二是它的实现形式。个体本位首先把个体价值视为一切文化活动追求的最高价值。在确立了个体本位的价值目标后紧接着是从各个方面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形式。首先是上的个体本位。陈独秀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②⑤］。这一方面指出了经济上的个体本位对个体本位整体设计的基础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个体本位是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其次是伦理上的个体本位：“现代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②⑥］，应当确立“个人上平等之权利”，反对“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的现象。第三是精神上的个体本位。每个人都应当有个人思想之自由，“个人意思之自由”［②⑦］。
字串6
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是新文化建构的理论基础。新文化结构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白话形式的自由特征，都能从这一理论层面得到某种说明。
例如，德先生是广义的民主先生，它是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狭义的）一系列原则的综合体。这些原则，究其实质都可以视作个体本位在不同侧面的表述形式。其中，人权是个体确认的本体论原则，是个体本位的法权表现；自由是个体的活动原则；平等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原则；民主（狭义的，指多数决定、分权制衡和程序化原则）是个体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些都是个体本位的实现方式，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个体本位的要求。
赛先生也是广义的科学先生。“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科学的，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②⑧］。这里实质是把用来整理自然现象的理性运用于社会领域来梳理社会现象。这种情形也是个体本位文化发展的某种结果。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个体本位文化在确立了个体的主位性后面临的基本是如何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个体本位的文化整合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个体本位就会走向反面，走向社会文化的混乱无序和个体本位性的丧失。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使每一个体拥有主位权的同时又能保证个体之间的和谐有序，就需要理性。个体本位文化的整合和发展是理性产生和运用的原动力和现实基础。新文化建构中所以出现了广义的科学概念（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理性），根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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