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本位的重要性较早为严复所认识。他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文化纲领，把个体的原则提到根源的位置。新文化建构的功绩在于系统地展开了个体本位的，并使这一理论成为新文化结构的内在层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文化理论的建构已经着眼于的个体本位并以此说明个体本位的其它方面乃至整个新文化的发生，这已经显示了新文化理论的后期走向。
文化基位的理论是以文化选择的理论为依托的。为什么选择个体本位而不是什么其它东西作为本位，是由文化选择的理论提供依据的。五四新文化在其建构过程中使用的文化选择理论首先是进化论，尔后为唯物主义的文化观。
进化论的文化选择理论企图以时间为参照系把中西两种文化纳入历史演化先后顺序的框架之中。在先的，属于进步的文化；在后的，属于落后的文化。因此，这既是通过历史的定位对不同文化的比较，也是对文化的评价和选择。比较早的文化进化说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进化说。这一学说认为：“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②⑨］。按照这一理论，“正君臣”的文化与“立宪共和”的西方文化处在历史进化的不同位置上。这正是康有为进行文化变革的根本依据。严复在翻译、介绍《天演论》的过程中，通过阐发达尔文等人的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进化观。他认为各民族都是“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英法等国已处于国家阶段，而中国仍是“宗法之民”［③⑩］。因此，中西两种文化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两者的差别归根到底是的差别。
字串5 时代性是文化进化观的核心范畴。因为中西文化具有一种时代差，也因为中西文化的本质分别是家族本位和个体本位，陈独秀才得出了“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结论。这里，文化的选择基于时代的理由。
然而，上述文化进化观存在一个理论的缺陷，它不能说明西方的个体本位文化何以比中国家族本位的文化更为先进。这成为文化选择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李大钊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他探讨了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经济基础，从经济上解释个体本位的文化为什么比家族本位的文化先进。李大钊指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这种“工商为本位”的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它的形成虽有地理环境的，但其大发展主要是近代以来，“日见昌明，机械发明”，“促进了革命”的结果。中国文化不然，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构造。“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基础构造”［③①］。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近代的工业经济必然要代替传统的农业经济，由此造成了经济所决定的相应的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跃迁。这里，李大钊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可比性基础和时代落差，从而实际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观。这是新文化历史建构中最深刻的理论进展。
字串8 （五）
以上五四新文化的建构主要在思想文化的层面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建构不足以形成文化的完整结构。只有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落实到社会运作的层面，新文化的建构才能立体化，才有社会整合的意义和文化结构的功能价值，成为现实的文化新结构。文化设施与文化组织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文化设施和组织是在时空中持续存在的、具有文化创造、传播和整合功能的文化物质单位。因此，从文化学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视作文化丛。新文化建构中首屈一指的文化丛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类报刊社。《新青年》杂志在发展中萃集了一批富有文化创造才能的编委，如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文化的幅射迅速。《新青年》在创刊辞中提出“科学与人权”和“文学革命”的口号，掀起了白话文运动。两、三年的光景，“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形式略仿陈独秀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青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③②］。副刊也转向宣传新文化，如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一时为人称道是“四大副刊”。这样，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新文化的与形式、新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整合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文化丛。
字串4 新文化建构中另一意义深远的文化丛是新北京大学一类学校的出现。北京大学原为创建于１８９８年的京师大学堂。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于以下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它成为一座新式大学：（１）新文化人物云集北大。１９１６年，热心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继之，他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相继来校任教。北京大学的师资结构与文化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２）确立了新的办学方针。蔡元培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③③］。这一方针实质是新的文化精神在上的体现。（３）课程设置与学生构成为之一新。学生男女同校，各种包含新思想、新文化内容的课程进入讲堂，学生的素质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这几方面的因素，北京大学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创造和繁衍的一个中心［③④］。
新文化建构中的第三类文化丛是学会、书社、研究会、社团等各种文化组织的出现。例如“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工读互助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创造社、文化研究会等。这些文化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研究、传播新文化内容的组织。北京大学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１９２０年７月湖南建立的文化书社，其宗旨就是通过介绍和传播工作产生“新思想新文化”［③⑤］。第二，研究和创造新文化形式的组织。各类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从不同角度对文学形式进行研究和创造。第三，以新思想为指导触及人们社会关系的文化组织。象“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在自己的《旨趣书》中明确宣告说：“我们天天在文学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③⑥］。１９２０年５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目的也是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这已经不再停留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而进入了社会运作的领域。
字串6 以上文化丛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从新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带有逐渐深化的特征。第一类文化丛是新文化信息的创造和宣传中心，它通过报刊对大众进行传播，具有轰动性的特点，主要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文化层面。第二类文化丛是新文化的繁衍和教育中心，它主要通过教学和学术活动使新文化在纵向上绵延不绝，其目标是创造一批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新人。其作用对象不仅仅限于思想文化层面，而是人的整体素质。它不论从机构还是从效果看都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第三类文化丛作为各种文化组织带有明显的发散特征。它实际上是新文化向外扩展过程中在不同地带上播衍生长进而取得的某种实体形式。它表明文化传播已经在社会层面上取得了某种实际结果。特别是第三种文化组织，它标志着新文化已经试图改变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的建构实质是一种价值体系的建构。这种建构不仅建构了文化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文化规范与形式，而且也建构了相应的文化组织作为价值体系的物质承担。所以，毫不奇怪，五四新文化在建构思想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在建构它的物化形式。人们不难发现，随着五四新文化建构过程的深入，一方面科学与民主的价值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将科学与社会民主统一了起来；另一方面，文化的价值理想很快取得了自己的价值承担。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五四新文化的建构已经上升到社会组织的层面。一种以思想文化为主的建构逐渐转向一种以文化实践为主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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