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到世界体系理论
第二种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质疑来自"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以华勒斯坦为代表）。（1）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以及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德里克曾经指出以下几个：
1、世界体系把资本主义当做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把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
2、它坚持认为根据个别民族的内部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它只能根据超越民族并且赋予它们以形式的空间关系才可以理解；
3、世界体系分析把空间当作一个中心论据引入对发展的中，不同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先进与落后、发达与发展中社会的关系，而且也是空间中同时存在的关系。
4、在分析空间关系时，世界体系分析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当作最重要的关系，"中心"是其结构中显示出经济社会复杂性并具有相对自主特色的地带，而"边缘"则是经济、社会、与文化都以来中心的地区。界乎两者之间的是"半边缘"地区；
5、这表明世界体系理论所专注的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而是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单位是如何这些关系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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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发达"社会并不因为某些抽象的标准而显得"不发达"，而是由于中心与边缘之关系而显得不发达，这正如发达地区应当把自己的发达归功于另一些地区的不发达。
7、从这个角度看，不存在什么"现代"与"传统"社会之别，差别只在于有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中心，有些则处于边缘。试图论证所有的社会一旦与过去诀别就可以进入现代是行进不通的，边缘地区由于其边缘状态注定是不发达的。
8、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内，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社会都发达，因为中心-边缘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9、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模式是世界体系的结构原则，那么，社会主义就只有在与资本主义"脱钩"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因为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排除了为满足地方需要而非资本本身需要设立经济组织的可能。（2）
总起来说，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视野的发展或现代化理论，
（1）、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90年代初，国内就有介绍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文字问世，比如1992年出版的孙立平的《传统与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一书，就介绍了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见该书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却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这再一次说明西方理论在的是经过中国本土的需要中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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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德里克：《全球化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则意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现中解释发展与不发展。这种理论把现代世界理解成一个由中心-边缘-半边缘组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区（社会），都不是独立地存在与发展的，它们因而都不能构成独立的研究单位。更重要的是，华勒斯坦竭力要说明的是：这个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极度不平等的，处于这个体系中心的国家依靠对于边缘国家的剥削（从资源到劳动力资源）而得到发展，而不发达的国家则因其边缘处境而无法得到发展。"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进程趋向于在本身发展过程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于社会差距。"（1）即是说，世界体系理论在论上的最大特点在于用外因论取代了内因论来解释发展与现代化，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处境而不是它的传统文化才是阻碍其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同样，第一世界的发展（现代化）也决不能只从第一世界国家的内部因素加以分析。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或现代化理论（内因论）；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就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现中解释发展于不发展或欠发展（外因论）。
字串9 正如德里克指出的：出现于70年代的世界体系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它对现代化话语的挑战，这一话语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主宰着欧美的社会。"（2）德里克同时分析了世界体系理论在美国流行的原因以及它与依附理论的关系。他指出："毫不奇怪，它（世界体系理论）在激进的青年学者那里那里赢得最大的赞同，因为那些60年代刚刚进入学术研究的青年人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学生。同样具有影响的……包括萨米尔·阿明、安德烈·纲德·弗兰克以及那些拉丁美洲’依附’理论家的著述，他们提出现代化话语的替代物，而那正是沃勒斯坦的著述中所大力赞同的一种选择，这些均体现在他们的理论假说和政治结论中。"（3）
同样，世界体系理论在中国学界也是作为反思西方现代性、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依据之一出现的，只是时间上"推迟"到了90年代。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介绍世界体系理论并用以质疑现代化理论的代表性文章包括：陈燕谷的《中心·边缘·半边缘》与《终结还是全面民主》；《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7日发表的吴伯凡、郑伟民、乔亚的文章。陈燕谷指出："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现》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解释决不是无可挑剔的，但它毫无疑问会影响我们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理解。首先，它对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由于这些地区的发展是以牺牲边缘地区为代价的，所以现代化不是一个中性化的发展过程，边缘地区决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赶上’中心地区，因为后者的发展条件是包括重复的。"（4）他还认为：现代化理论关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平等的跑道上竞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自欺欺人的虚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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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理论视野与认识路径的这种转换直接导致对于西方现代性以及中国问题的重新认识。如果说在现代化理论支配下的中国启蒙话语在传统文化内部寻找发展滞后的原因，并走向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那么，90年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在世界体现理论的启发下，其思考中国问题的视野已经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民族国家之间，对于国家间，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的解释与批判已经在很打程度上取代了对于国内专制主义的批判──后者曾经是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主要特征。传统文化不再被视作现代化的反面，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也不能只到内部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如汪
（1）、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2）、（3）《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1998，第9-10页。
（4）、陈燕谷：《中心·边缘·半边缘》，《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0月16日。
（5）、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第12期。此外，一些国外汉学家也用世界体现理论来反思于质疑现代化理论。如德里克《全球化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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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指出："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地资源。"（1）汪晖的这一判断尽管部分地来自他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新状况（比如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社会）的观察，但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无疑也不能忽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现代热衷于发掘儒家思想中的现代性的现代新儒家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新儒家基本上仍然是在韦伯解释框架中论述问题，他们不同意韦伯关于中国儒家文化缺乏西方资本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动力的结论，而极力论证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相容性；但是他们理解的现代性本质上依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因而他们所挖掘出来的所谓儒家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无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2）因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涵与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性。与此不同的是，在世界体现论者看来，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因为发展与不发展都不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而是由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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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模式这种转换对于五四至80年代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文化启蒙规划以及相关的人文学术提出的挑战不亚于后殖民理论。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认为只要改造传统文化、塑造出新的国家与"国民"，就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想法无疑过于天真。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如上所述，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根据各别民族国家的内部原因是无法解释发展问题的，它只能根据超越民族国家并且赋予它们以形式的空间关系才可理解。把空间关系引入对于发展与不发展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发达社会的发达与不发达社会的不发达都不能局限在民族国家内部加以解释，毋宁说，正是不发达地区的不发达才导致了发达地区的发达，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看，不存在什么"现代"与"传统"社会之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一部分的所有社会都是"现代"社会，区别只在于有些属于中心，有些属于边缘。这样，象现代化理论那样论证所有的社会一旦脱离于传统的联系（在中国就是改造了国民性以后）就得以进步或现代化是对于事实真相的歪曲，其结果是掩盖了世界秩序的不平等性以及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其边缘状态是注定不发达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内，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社会都发展，因为中心-边缘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3）
字串7 把以上的理论视角引入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必将导致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框架、以中国/西方以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为基本模式的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危机。重新反思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是否陷入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陷阱？是否存在前提性的错误？如果中国的所谓"落后"并不是自己的文化传统之过，那么，自五四开始的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不是冤枉了自己的"祖宗"而放过了真正的元凶么？我们今天还有必要继续这个"冤假错案"么？2、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所必须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方针的有无重新反思的必
（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2）、比如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度、多元主义文化、政教分离等。在这个意义上，汪晖认为它依然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无疑是准确的，《天涯》1997年第5期。
（3）、参见德里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要？如果说在现代化力量看来这种所谓"自力更生"不过是自绝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闭
关自守，那么，从依附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看，这不是恰好体现了摆脱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束缚，探索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的"脱钩"战略？
字串6 笔者认为，把世界体系理论引入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在开启一些新的思维空间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误区。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华勒斯坦明确地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国家，这意味着此书中的"不平等"理论不能运用于殖民以前的时代，也不能运用于非殖民地国家。华勒斯坦说："社会作为一个抽象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经验性的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的局限，以诸如’部落’这样的单位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来探寻和分析其作用，却不考虑殖民状况这一事实将是荒谬的。在殖民状况下，’部落’的管理统治制度谈不上由什么’主权’，它受到更大的社会实体在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它仅仅是殖民地这个更大的实体的不可分的部分。"（1）这里说的"经验性的现实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就是殖民制度，殖民时代的非洲部落既然已经成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它当然也就不是一个自律的存在，对于它的研究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与宗主国的关系（所谓"殖民状况"）。正因为这样，华勒斯坦自己也说；"我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体系在这些国家如何运行这一点上。这些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处于欧洲列强的控制之下，并且时这些列强的’海外属地’。"（2）这就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设定了范围。也就是说，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并成为殖民国家以后，非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展才能到"外部"去寻找原因；同样，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发展才与其中心位置之间出现了不可分离的关系。至于决定现代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各个国家的劳动"分工"于角色地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恐怕不能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本身来解释，否则就进入了循环论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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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世界体现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受到限制。我们要问：中国是否一个殖民地国家？殖民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的现代历史？近而言之，即使殖民状况是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重要原因，这个论断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的"殖民"时代之前。而且，即使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内部原因就没有关系了么？如果内部原因不是唯一的、根本性的，那么外因是否同样如此呢？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否真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平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对此学术界至少存在不同看法；（4）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不能自洽地解释第一世界的发达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那么，世界体系理论能么？换言之，如果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不是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唯一原因，那么，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是唯一的原因么？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与它自身的社会文化因素真的完全没有关系么？更须追问的是：当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滞后完全归结为西方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关系时，我们是否是在为自己开脱？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如果说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批判的片面性，那么它当然不应当是我们自我开脱、自我辩护的借口。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滞后具有以前所忽视的外部原因，就回避对于自己的内在弱点的批判与反思。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反思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包括创作于研究）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持有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立场，并进而导致简单化的全盘否定与全盘肯定，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反思自己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也不能把西方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侵略文化。这样做除了满足自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
字串3 （1）、（2）、《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第3页，第4页，重点标志引加。
（3）、对此，华勒斯坦本人没有给出有力的说明，参见《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第一第二卷序》。
（4）、参见约翰·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缺陷》，收入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以下。
来，启蒙与国民性批判固然是一个值得反思、修正、完善的工程（世界体系理论在这方面可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但却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地否弃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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