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
反思现代性的第三个进路可以称之为"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1）虽然所的现代性反思在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反西方的特点（大约因为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是"后"学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是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它反的是"非我族类"的西方，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宏扬者则是反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西方。前者的着眼点在种族，而后者的着眼点在制度与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80年代的现代化思潮把社会主义（特指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与中国的计划模式）的与实践视作是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视作与传统专制主义（或前现代性）有内在关联的反现代化因素。这实际上是说，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而90年代现代性反思中出现了另一种思路：从一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转向多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是唯一的现代性方案。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或者说，它同样是一种的意识形态，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以及美国汉学家德里克等。汪晖反复指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尽管汪晖也承认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反现代的社会实践和乌托邦主义"，"现代化的与对’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导致"剥夺个人的自由"等结果，但是他依然认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现代性思想的特征所在。（3）汪晖指出，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地思想家对于现代性地反思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地观察之上，而在今天，现代性反思同时应该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4）受汪晖，从不同的现代性选择角度比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视角。（5）
字串4 这一理论的转向必然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应当指出的是，从社会主义立场反思现代性与世界体现理论存在明显的交叉与重合，在美国，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华勒斯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持世界体现理论的学者也常常同时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德里克曾经把两者的关系简洁地表述如下："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把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系来理解。"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本文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分别论述。此外，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又被称作"新左派"或"新左翼"。该术语在中国的语境中虽然歧义较大且有争议，但考虑到这个词已经逐渐被学人接受，故本文沿用。
（2）、《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3）、（4）、同上，并请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5）、参见韩毓海《活力与困境》，《文艺争鸣》1995年第6期。
不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只是另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选择与现代化方案，而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与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分别，也不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区别，或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区别，而是不同的现代性方案或现代化道路的区别，而且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殊价值。这与80年代学界普遍把传统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视作现代化的反面形成有趣的对照。这一点必须得到足够的强调。这表明：90反思现代性的中国学者已经转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这与80年代主要在国内的语境中思考社会主义的得失是殊为不同的。或者说，80年中国学术界对于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批判主要是从本国30年的历史教训以及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而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学者则是从世界体系的视野中思考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纠正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义上思考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面意义与价值。这直接导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大跃进与文革），尤其是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比如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他对现在人们缄口不提毛泽东的成就深表不满，指出"如果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世界第六大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不是现代化的，而且是超级现代化的。当然毛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取向。比如德里克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一文中就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角度重新评价了文革（他把文革的时间划定为1956-1976）以及中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实践。在德里克看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不是用"自绝于现代化"可以简单打发，相反显示出它卓越的全球意识，即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脱钩。群众运动也不再是混乱与专制的代名词，而是力图纠正精英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官僚体制弊端的伟大实践。甚至"政治挂帅"也是"意味着公共价值优先于私人价值"。至于文革，意义就更大了："文革为了抗衡’世界银行’式的（或为了成就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教育），提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想，以帮助促进它憧憬的美满社会。"（2）因而它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教育，当然更不能用后者作为否定它的依据。总之在德里克看来，"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作者认为，虽然文革的时代环境与今天已经很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与毛主义对当下没有启示作用；恰恰相反，"它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3）
字串3 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新评价不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有疗救的意义，对于当下中国也是如此，这与"新左翼"对中国90年代状况的判断有关。汪晖在论证超越单一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时候曾经指出："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化问题，包括政府行为本身，都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4）汪晖所要强调的实际上是：在
（1）、参见《读书》1998年第11期，第153页。
（2）、（3）、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1996年10月号。
（4）、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深深地卷入了这个过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资本主义化，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不能说只对西方国家有批判意义而与中国无关。实际上它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如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诊断。所以，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性质的判断，或者说，对于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的不同判断，是当前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又称启蒙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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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中考察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历史的针对性。这个新的视野不仅对于中国解放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新的、不同于80年代的理解途径，甚至改写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史，而且会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解。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把社会主义视作一种现代化的工程（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它无疑也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1）比如现代性思想中包含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它把人类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向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一种线形的时间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新文学……的观念。而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这样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在中国解放后的人文-社会、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几乎随处可见。《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小说以及革命样板戏无不笼罩在上述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中。甚至"革命"这个文革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也淫浸着现代性的思想。这种连续性恰恰被我们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忽视。把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大约一百年的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又把79年以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60年代作家群（新生代文学）、70年代作家群（大概不久就会有80年代作家群之说出现），这样的的文学研究虽然十分热闹，把文学史摆弄得十分整齐好玩，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似乎漏洞百出。在现代性反思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根本上看没有本质区别，她们都从属于相同的"认识-话语型"，这个知识-话语型即"现代性"。我这里的"认识-话语型"是一个合成概念，借自福柯的"知识型"与"话语型"的概念。福柯用它来指称特定时期支配知识与话语生产的模型或构架。知识型与话语型都不是具体的知识或话语，但是却是生产具体知识与话语的基本模型。我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许多具体要素固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支配文学知识与话语生产的这种知识型与话语型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有理由把它们视作性质基本相同的文学系统。他们都没有能够跳出现代性的知识-话语型，比如"进步"观念、进化论以及线形的历史发展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种种关于"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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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文学也视作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规划并不是简单地替"社会主义"文学反案。（2）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应当是推进现代性反思，使它进入总体反思现代性的阶段。或者说，现代性反思既然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也视作一种
现代性方案，那么它就应当在批判性地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批判性地反思"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都应当是批判反思的对象，而不能仅仅因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而无条件地肯定它。更何况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生，任何偏袒一方的反思都不可能是彻底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的新左派批评家常常把社会主义现代性仅仅当作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武器，只看到它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意义，或因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启蒙主义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现代性"）抗
（1）、国外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性有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它继承了启蒙主义的进步主义、线形史观、科学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现代性的基本预设，但是同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激进的批判（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马克思是一种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
字串5 （2）、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专门指改革开放以前具有严重左倾倾向的理论与实践，这也与新左派的理解相符。
衡意义而全盘加以肯定，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源同根的关系，也没有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就是说，他们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当作了肯定"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唯一的与至高的理由。结果是，反思现代性在有些人那里成为对于中国群众造反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鞍钢宪法、"伟大革命"的热烈赞颂，"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巨大失误没得到应有的反省。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正确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语境，并把现代性反思深植于自己语境中。显然，西方左派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是一种资本主义语境内部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完善，在西方，社会主义现代性从来是一种边缘化的批判声音，而实践中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相反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刘小枫在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清醒地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与此不同，中国的社会理论当提出晚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自由个人主义契约论与平等的’人民’契约论都面临现代性困难，但中国的社会理论尚未着手来审理其面前的问题。"（1）他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国体建立依据的是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等的理念，强调个体（相对于政府）之自由，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向则偏向卢梭的理念，即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至上权力（这当然与中国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迫切寻求强国的需要有关）。前者（政治自由）把民主"勘定在个人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上"，而后者把民主"勘定在个人与国家的社会关系上。"（2）对于政治自由的抑制以及由此孳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如中央集权、文化专制、计划体制、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腐蚀、败坏中国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如果要反思现代性，那么首先要反思的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当然，90年代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同样地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无疑会忽视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因此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极其误导性的推断是：全球化（尤其是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性变得非常之小甚至完全没有，因此，80年代从自由主义立场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本质化、一体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必然经历本土化的改造。比如有人说："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人可以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九十年代仍以这背景发展知识和理论则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嫌。"（3）这实际上是说以文革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参照已经完全过时了。相似的论点是见于汪晖，他在分析80年代以人道主义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为特征的思潮时指出："在市场社会及其规则后来（指90年代）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为主要目标的这种
字串4 批判已经衰亡。"（4）事实是否如此？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文革时的中国，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但是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如果说在90年代，只以或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已经过时，那么，只以或主要以全（1）、（2）、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01，100页。
（3）、李陀：《让争论浮出海面》，《读书》1997第12期。
（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当然，在新左派阵营中，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现代性方案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评价等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无疑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并强调社会主义对这种批判的意义，强调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球化或资本主义化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适呢？它是否太超前了一点？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发现大量所谓"文革"（如果把它理解为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的体制、观念的话）遗留的问题，它与中国的全球化或所谓"资本主义化"过程同时存在。
更主要的是，当我们在忙于争论中国是停留在"文革"还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或两者谁占多少比例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地进入既非文革又非资本主义，既是文革又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从而辛辣地嘲笑了迂腐的学术界。
字串5 无疑，"新左派"批评家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警惕国内权势集团与跨国资本的勾连，这是相当有益的；但是由此导致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肯定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我们把传统"社会主义"视作是另一种现代化方案，那么，它在实践（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文革期间）中也没有证明自己的任何优越性。有些新左派批评家比较清醒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解决西方现代性的问题，而且导致比西方官僚体制更加可怕的专制："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出现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国家对人的’文革’式的专制，甚至较之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性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但是它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但是仍有一些新左派批评家不能正视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批判西方启蒙主义的绝对主体、历史进步、普遍等所谓"大叙述"及其专制本质时，也应当看到中国改革前的所谓"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甚至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叙事尽管宏大，但是仍然可以怀疑与批判，那么，在改革以前的中国，我们能够怀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这个"大叙事"么？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彻底的，那么他必须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霸权的同时，不回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霸权性质，更不能被非理性的反美情绪所左右。我们的确需要反思现代性，但是一种彻底现代性反思不只是对准西方资本主义/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它同时也应当是对准任何种类的现代性。过于强烈的反美情绪或反资本主义现代性情绪还会导致不顾中国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经验，曲解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遗余力地在其中发现反现代性的内容或把它附会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有论者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认为鞍钢宪法的内容，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是一种团队合作精神，开后福特主义之先河。文章在引述外国学界对于这一"毛主义"的后福特精神的推崇以后，指出："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提其它了。"无比的凄凉感跃然纸上。在作者看来这不是因为鞍钢宪法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在大跃进与文革中，其执行与其原意"出入极大。"也就是说，它本来是好东西，只是没有用好。所以"现在地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2）像这
字串5 样的比附还比比皆是。比如把人民公社制度说成"村民民主自治"、把我国官场上的"文山会海"美化为"议事民主"。已经是完全不顾历史的事实，只要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就都被当成宝贝，贴上"超越现代性"的标签，在世界学术市场上大肆兜售。这种"非西（方）即美"的心理使得有些极端化的"新左派"完全丧失了是非标准，走到完全不尊重常识与事实的程度。难怪有人把他们与前苏联与前东欧的左派（西马派）进行对照后讽刺说："他们（指前苏、东的西马）批判资本主义，但决不会认为’古拉格’式的苏联社会比西方更好；他们批判赫鲁晓夫，但决不会以为斯大林比赫翁更善……他们可能
（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页。
（2）、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页。
在西方听众前面大骂资本主义，但决不会对自己的同胞宣称：源自斯大林的’返祖现象’原来不仅是拯救你们，而且也是拯救热呢里的灵丹妙药！"（1）
新左派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判断主要着眼于经济领域。但却片面强调经济对于政治（政府行为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型塑作用，而没有看到政治对于经济同样具有型塑作用，而且在笔者看来后者在中国无疑是更为根本性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文化价值以及生活方式均密切相关，而恰恰在政治体制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根本差异。我们的一些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对此却不知道为什么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就拿新左派乐于谈论的社会不平等或财富不均来说（新左派学者宏扬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关注公正、平等或公平），自由资本主义尽管也存在财富不均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财富不均主要不是来自生产资料私人拥有或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以机会平等为基础），而恰恰来自权力进入市场从而使得市场机制被极大扭曲，机会平等根本不存在。（2）因而对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秩序之平等原则（公平）的吁求并不应当导致对于自由原则的否定，恰恰相反应当强化自由原则。也就是说，政治自由是解决中国当今经济不平等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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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等与公正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方面。的确，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也可以说平等优先与自由优先是两种现代性方案的重要区别。在依附理论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下，新左派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民主平等追求，从国内语境（官方与民间、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转向国际语境（国家之间、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国家之间）。这个理论转向在中国文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也是90年代文化研究不能忽视的。因为它已经并将继续导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实践的重新评价。（3）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在并不遥远的历史实践中不但没有落实，而且导致了在自由优先的资本主义主义国家不曾有过的不平等现象。不但在国内的语境中看是这样，在冷战前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看同样如此。正如斯隆尖锐地指出："他们（依附论者）在美国对危地马拉、古巴何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帝国主义行经表示强烈愤怒的同时，却闭口不谈苏联对东欧的干涉。而且，他们也不批评古巴在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4）事实非常清楚，自由优先原则是落实真正平等的必要条件（虽然可能不是充分条件）。
现代性反思是一个非常重大而艰巨的学术思想工程，本文只是一个简单的提纲。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是90年代现代性反思各派与所谓"新启蒙主义"者的主要分歧所在。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同认识与定位导致他们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取舍以及批判话语的不同建构方向。因此，对于中国国情的全面而准确的定位，应当说是目前这场争论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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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卞悟：《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二十一世纪》1995年0月号。
（2）、参见何清连《现代化的陷阱》此书以大量的事实与出色的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的所谓经济犯罪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离开对于政治体制的分析就无法谈论经济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权力寻租问题）。
（3）、同时它还提出了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与国内语境中的民主平等的关系这一严峻的问题。在90年代中国思想界，两者之间的紧张似乎越来越明显，谋求国内的民主化与谋求国际的平等地位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关系。如果说后学的现代性反思片面强调了国际间的平等而忽视乃至掩盖国内的不平等，那么，新左派的问题就是把国内不平等的原因片面地归结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头上。
（4）、[美]约翰·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缺憾》，《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检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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