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主义、自由主义及其他
反思性的第三个进路有人称之为"新左派"的进路，本文不认同这一称谓，因为
（1）、（2）、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出版社，1998年，第3页、第4页。重点标志引者所加。
（3）、参见约翰·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缺陷》，亨廷顿等：《现代化：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以下。
被归入其中的学者与学术观点差异甚大，很难一概而论。（1）本文所讨论的只是这一反思进路中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相关的若干。但是为了行文方便，偶尔也使用"新左派"这一术语。
首先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认识问题。如上所述，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是把社会主义视作是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这实际上是说，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即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而90年代现代性反思中出现了另一种思路：从一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转向多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是唯一的模式）。具体到的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一种的意识形态，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以及美国汉学家德里克等。汪晖反复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地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之上，而在今天，现代性反思同时应该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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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与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分别，也就不是什么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区别，它们也是不同的现代性方案的区别。而且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殊价值。这与80年代学界普遍从本国语境、从建国后30年的历史教训以及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把传统的社会主义视作现代化的反面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一点必须得到足够的强调。这表明：90反思现代性的部分学者已经转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比较的意义上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关系、区别以及正、负面意义与价值。（3）其结果首先是导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大跃进与文革），尤其是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比如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他对现在人们缄口不提毛泽东的成就深表不满，指出"如果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世界第六大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
（1）、90年代中国思想界状况极为复杂，不同的所谓"主义"或"派"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关系，同一"主义"或"派"之间也存在分歧。甚至同一篇文章中也是常常存在不同的理论资源。比如被归入"新左派"的王彬彬、汪晖、韩毓海、刘康、崔之元等人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别。正因为如此，本文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的归纳也就不能不带有一定的人为性。比如当我把某学者或某文章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立场的例证引用时，并不意味着他（它）就只有这一种立场或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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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同时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以及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3）、应当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也就是西方现代性，因而"后学"的民族主义进路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进路常常胶合缠结。只是"后"学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更多地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批判"非我族类"的西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言说则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批判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大本营的西方。前者的着眼点在种族而后者的着眼点在制度与意识形态。此外从社会主义立场反思西方现代性与世界体现理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交叉与重合。在中国，持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也常常同时持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立场。德里克曾经把两者的关系简洁地表述如下："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透过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系来理解。"（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不是反现代化的，而且它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取向。德里克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一文中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角度重新评价了文革以及中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实践。在德里克看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不是用"自绝于现代化"可以简单打发，相反显示出它的超前洞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脱钩。群众运动也不再是混乱与专制的代名词，而是力图纠正精英
字串8 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官僚体制弊端的表现。甚至"挂帅"也是"意味着公共价值优先于私人价值"。至于文革，意义就更大了："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而且虽然文革的时代环境与今天已经很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与毛主义对当下没有启示作用；恰恰相反，"它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2）
应该承认，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中考察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历史的针对性。这个新的视野不仅对于中国解放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不同于80年代的理解，同时也将挑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及其他理论思潮的传统理解。在中国解放后的人文-社会中，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如：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把人类的社会实践理解为向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线形发展的时间观念，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新文学等的神话。甚至"革命"这个文革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也弥漫着现代性的气息。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根本上都从属于相同的"认识-话语型"（即"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没有本质区别。而这种连续性恰恰被我们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所忽视。把19世纪末以来约一百年的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又把79年以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60年代作家群（新生代文学）、70年代作家群（大概不久就会有80年代作家群之说出现），这样的的文学研究虽然十分热闹，把文学史摆弄得十分"整齐好玩"，但是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似乎问题很大。在这方面，反思现代性的思路不无启示性。
字串2 然而，把社会主义也视作一种现代性的方案决不应当是简单地替社会主义（包括它的文学）"翻案"。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应当是把现代性反思推进到总体性反思层次。或者说，现代性反思既然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也视作一种现代性方案，那么它就应当在批判性地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批判性地反思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都应当是批判反思的对象，而不能仅仅因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而无条件地肯定它。更何况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生"，任何偏袒一方的反思都不可能是彻底的。然而遗憾地是，如果说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把社会主义简单地逐出现代性了事；那么，90年代有些持有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则常常把社会主义现代性仅仅因为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所谓"批判意义"或"抗衡意义"而全盘加以肯定，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源同根关系，也没有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所造成的教训（这个教训至少在中国与前苏联所造成的灾难至少比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西方的"教训"更加深刻）。也就是说，他们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当作了肯定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唯一的与至高的理由。结果是，反思现代性在有些人那里成为对于中国"伟大革命"，如群众造反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鞍钢宪法等的热烈赞颂，社会主义现代性实
字串7 （18）、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3号第9版。
（19）、见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践的巨大失误却没得到应有的反省。（1）
当然，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评价方面。被归入所谓"新左派"的学人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汪晖承认："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出现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国家对人的’文革’式的专制，甚至较之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21）同时，刘康也辩称：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元论的同时，同时也要批判"毛泽东的一元论"。（22）他们的理想似乎是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走寻求"制度创新"或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但是，相对而言，他们把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置于优先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语境，并把现代性反思深植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显然，西方左派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是一种资本主义语境内部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完善（正如后殖民主义是西方内部的自我批判话语一样）。在西方，社会主义现代性从来是一种边缘化的批判声音，而实践中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或所谓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相反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3）当今大陆坚持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或接近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如刘军宁、雷颐、徐友渔、秦晖等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存在极大分歧。他们坚持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至今依然没有成为主流。相反，对于政治自由的抑制以及由此孳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如中央集权、文化专制、计划体制、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腐蚀、败坏中国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无论是后学还是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许是一付良药，而在中国则难免"避实就虚"、"画饼充饥"乃至"淮橘为枳"（4）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持批评态度的人经常提醒我们注意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权势集团与跨国资本的勾结，或畸形的市场导致的公共空间的萎缩、社会的严重不公，这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他们笼统地指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护权力市场化、反对民主与社会公正等，显然以偏概全。事实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群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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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同时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以及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3）、参见卞悟：《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二十一世纪》。卞悟在此文中指出："这些文章的论述模式一般是，称引中国改革中的若干现状，说明其源盖出自毛泽东，然后指出美国社会中的若干优秀事物与之如何契合，同时斥责东欧国家把一切都搞坏了。"
（4）、最近大陆学界"第三条道路"的呼声渐强，这既有国际学界的背景（如吉登斯的理论），也体现了超越"社"/"资"之争的努力，参见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上海文学》1999年第3期，以及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读书》1999年第4期。
（5）、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同时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他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与此不同，中国的社会理论当提出晚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国体建立依据的是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等的理念，强调个体（相对于政府）之自由；而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方向则偏向卢梭的理念，即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至上权力。《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00-100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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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别参见徐贲《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命运》、徐友渔《保守与错位》以及卞悟《淮橘为枳，出局者迷》。另外崔之元与季卫东的争论的关键也在这里。参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季卫东《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乌托邦？》《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
极为复杂的，那些所谓站在权势集团立场拥护权力市场化的人绝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相当多的批判自由主义的文章，很模糊地把所谓"自由主义者"指认为权力市场化以及社会不公的拥护者，同时又不指名道姓地直话直说，让人看了以后摸不着头脑。（1）但常识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会排斥民主，更不反对公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晖发表在《东方》上的论"公正至上"系列论文。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秦晖反复强调的是：实施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在中国是至上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民主缺乏的症结不在自由太多，而是没有公正。（2）在《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一文中，他更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依仗强权的"化私为公"，也批评依仗强权的"化公为私"，在这一点上他与"新左派"一样痛恨那些"号称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把依仗强权化公为私称赞为’交易成本最小’的改革方式"。在秦晖看来，不管是"化公为私"还是"化私为公"，只要是依仗强权的、缺乏民主与公共性的，就一定是自由与民主的反面。前者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后者是改革以后出现的"权力私有化"。但是不同的是，秦晖认定不管是强制的化公为私还是强制的化私为公，它们的共同根源都是旧体制，而不是什么"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现代性），因而要想告别"权力私有化"（强制的化公为私）不但不能把改革前"几十年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重新供起来，而恰恰是要强调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3）如果说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把当今中国的不公正、不平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如自由市场经济，那么，在秦晖看来，不公正与不平等不是由于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
字串8 在笔者看来，90年代全球化情形下出现的国际资本与国内权力集团的勾结是一极为复杂的现象，外因与内因都不能忽视。一方面，把它完全归罪于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至少是片面的；另一方面，90年代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经同样是资本主义的问题。（4）但是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无疑会忽视中国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无论是"市场化"、"世俗化"，还是"全球化"）因此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个极其误导性的推断是：全球化（尤其是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性变得非常之小甚至完全没有，因此，80年代从自由主义立场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比如有人说："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人可以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九十年代仍以这背景发展知识和理论则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嫌。"（5）这实际上是说以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已经完全过时了。事实是否如此？现在的中国早
（1）、参见韩毓海《在"自由主义"的姿态背后》，《天涯》1998年第5期。该文指斥中国的所谓"保守自由主义"或"消极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
字串9 （2）、参见秦晖：《公正至上论》、《再论公正至上》、《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公正为道德之基：四论公正至上》，分别见《东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期，1995年第6期、1996年第5期。
（3）、《读书》1998年第6期。秦晖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乐钢的回应（《"真问题"的背后》，《读书》1998年第9期）以及秦晖的再回应（《错把杭州当汴州》，《读书》1999年第2期）。秦晖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在当今中国首先要用美国的现代性解决中国的前现代性，而不是象乐钢那样把美国的现代性问题当成中国的问题，并用中国的前现代性加以解决。
（4）、基于这一判断，笔者认为，说对于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评于中国现实全然毫不相干同样也失之简单化，参见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年第1期。
（5）、李陀：《让争论浮出海面》，《读书》1997年12月。类似的观点还见于张宽的《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再思考》，《原道》第三辑。
已不完全是文革时的中国，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但是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化了？这种新生成的"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中国特色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特色？这种论断的确抓住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即在经济上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但问题是在这样作的时候又把所谓"资本主义"本质化、一体化，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中国（同时也包括其他非西方国家）必然经历本土化的改造。另一方面它也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根本没有在同样的程度上"全球化"或"与国际接轨"，而且中国政府也明确表态：不能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实行"全球化"。如果说在90年代，只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已经过时，那么，只以全球化或资本主义化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适呢？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发现大量所谓"文革"（如果把它理解为改革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的话）遗留的问题，它与中国的全球化或所谓资本主义化过程同时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我们在忙于争论中国是停留在"文革"还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或两者谁占多少比例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地进入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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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于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是90年代现代性反思各派与所谓"新启蒙主义"者的主要分歧所在。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同认识与定位导致他们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取舍以及批判话语的不同建构方向。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后殖民主义争论张宽等人与徐贲等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具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断。（1）因此，对于中国国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体制话语？什么是霸权或权力话语？各种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的全面而准确的定位，应当说是目前这场争论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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