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梁启超的思想来说，维新运动时期，他是把"国家"摆在第一位的，兹兹以求国家政体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变法"发生怀疑转而提倡"新民说"，但目的仍在"国家"。梁氏言："然则苟有新民，何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鼓吹"新民"，也承认"个人"的作用，他说："国民者一私人之所结集也。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故欲求国民之思想之感觉之行为，舍其分子之各私人之思想感觉行为而终不得见。" 一般而言，梁启超虽说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但他和后者的基本理念并不相侔。西方的启蒙精神，恰如康德所指，"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里的"脱离"说的是"人类"的自觉行为，本质上是针对"个人"的，强调的是个体"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梁启超的思想中潜在着"国家"和"个人"的紧张，倒不是由于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误读所致，乃是因为在梁氏的思想中潜在着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启蒙思想的相互牵制和纠正。
二十世纪初年的陈独秀已经是个复杂人物，他早年信奉"康党"，推崇"国家"概念。戊戌变法失败后，遂成"乱党"，接触各类西方思想。"乱党"陈独秀思考前此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它们过于强调国家政体的改革而忽视了对民众的启蒙，始接受西方启蒙主义精神，至五四时大力倡导"和人权"（后改为"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是西方启蒙理性诉求的另一面，它的源头来自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识，而陈氏之高抬"科学"，乃有感于西方实证主义。不过，"人权"（"天赋人权"）的概念倒使陈氏体察到个人自由的味道。舍"国家"而取"民众"，陈独秀最终的关注点仍要落在"民众"的分子--"个人"--上。因此，1916年，陈氏激情呼号："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陈独秀舍"国家"取"个人"，不是说他像"无政府主义"那样不要"国家"，只不过是指他把"国家"和"个人"的次序调整过来。然而，陈独秀"个人主义"启蒙思想的终极目标也不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而是为了"群体"幸福和"国家"的拯救。"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由"乱党"变成"共产党"即是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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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实际上是"个人"和"人民"之间的紧张。导致这种紧张既有思想理路认识的不同，也有现实的考量之不同。思想理路认识的不同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一段话中就有所昭示，梁氏说："今日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日麦咯士（即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一日尼至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 中国思想者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正在于此"主义"揭露了"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排斥"个人主义"，不仅仅是因"个人主义"是尼采式的"英雄主义（超人主义）"，而且"个人主义"是卢梭式"个性解放"的浪漫与放纵，是"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表现。所谓现实考量之不同，1923年郭沫若的一段心迹表白颇有代表性。郭氏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怀，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的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觉有几分僭意。要个性，大家应得同样的发展，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 上文所引的毛泽东的"讲话"，更是在原则上确定了 "个人"和"人民"的关系，他把"个人主义"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是"脱离人民大众或反对人民大众的"。因而在毛泽东的理念中，"个人"和"人民"的紧张实际是阶级与阶级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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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现代文学看，"个人"和"国家"的紧张主要体现在秉持不同文学精神的作家作品之间。五四时期的文学是个多元共生的局面，这种紧张尚不鲜明。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后，赋五四精神和自由主义理念的作家创作一直和"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规范下的文学出现了裂隙。这一裂隙逐步表现为"个人"与"国家"的紧张到"个人"和"人民"的紧张再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紧张。置于哲学语境中去看，这些层级的紧张关系蕴含了启蒙理性、整体主义历史理性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理念张力。
启蒙理性和自由意志尽管在禀性上是对立的 ，前者强调理性，后者强调感性的本能（即欲望）。但是启蒙理性和自由意志在个人主体性确立和个性解放层面上时有契合之处。或者说，在自由意志和启蒙理性的紧张关系中，个体并没有消失。整体主义历史理性则不同。这一概念包含了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两个内涵。卡尔·波普尔（K.R.Popper）认为："历史主义中心学说，即历史受控于明确的历史或演化法则，这些法则将使我们能够对人的命运进行预言"，而"整体主义"则"主张个体应当推进整体--无论是全人类、国家、家族、种族还是任何其它的集体机构--的利益"。 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整体主义都认为个体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非正义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常常是互为结合的，故而可以把它们界定为整体主义历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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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在服从于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总体目标时，中国现代文学意味中建基于"个体"生命意志的欲望表达，同建基于"个体"的启蒙理性和建基于"人民"的整体主义历史理性，势必处在一个纷扰繁复的关联冲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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