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生与悖逆：欲望和启蒙理性、整体主义理性
不过，至五四时期，"鸳鸯蝴蝶派"却遭到文学会和创造社某些成员的批评。文学研究会的旗手矛盾指出："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看来，都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这样的下去，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里去了。" 而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在《歧路》 中说："这些《礼拜六》，《晶报》一流的东西，虽然也是应运--应恶浊的之要求而生的，然而他们已经积成应运以上的流毒了，他们的罪恶，可比天上的繁星，我现在只略举其大一点的：第一，他们是赞美恶浊社会的，他们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第二，他们专以鼓吹骄奢淫逸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第三，他们专以丑恶的文章，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他们是我们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奇耻。"
二者对"鸳鸯蝴蝶派"的指摘，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些知识精英的偏执心态。这一心态也应映了这样的论断--"五四新文学’人生飞扬’的态度只有时刻补以高昂亢奋的兴奋剂，才得以维持延续，文学话语因此也就必须不断认同一个可以比附着其上的历史主体--农工大众，普罗无产阶级，工农兵，人民群众。对集体性意义载体的执着追求，也许折射出对现代社会进行抵抗或者重新设计的欲望。鸳鸯蝴蝶派’人生安稳’的，却既不唤起也不再现集体性主体，只是在培养趣味，寻觅快活的过程中，为每一个个体的读者指出’排闷消愁一条玫瑰之路’" 。从历史的流程去看，五四知识精英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征兆了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里，由启蒙理性向整体主义的历史理性演进，个体欲望表达将会呈现复杂的指向。
字串3 然而，五四新文学"人生飞扬"的阶段，由启蒙理性所激起的"个性解放"，仍时常表现为"情"的冲动。譬如徐志摩曾这样描述欧洲"浪漫主义"--
"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实现它们正式的诞生，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陀斯妥也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地迸窜着，在这光焰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和主义。
徐志摩所说的"冲动性情感"，其实就是"欲望"。这浪漫的"欲望"在当时一样披挂着"个人主义"，同五四的启蒙理性貌异神契。五四时期的"欲望"叙事不单只是"情"的浪漫，更多的是"欲"的敞开，并自觉强化"欲"的反抗性力量。
创造社成员在20年代初期大肆标举"性欲"本能。郭沫若在写于1921年的《〈西厢记〉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 一文中说，"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由于受礼教压抑，年轻人"更于无意之间，或在潜意识之下，生出一种反抗心：多方百计思有以满足其性的要求。然而年龄愈进，防范愈严，于是性的焦点遂转移其位置而呈变态。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指出"《西厢记》所描写的是人类正当的性生活，所叙的是由爱情而生的结合，绝不能认为奸淫，更不能作为卖淫的代辩！"郭沫若显然是以《西厢记》浇胸中之块垒，以"性欲"自醒而掊击封建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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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创造社成员中以创作"自叙传"小说见长，其作品如《沉沦》、《茫茫夜》、《还乡病者》等 ，都以"性欲"作为主题。郁达夫的"性欲"描写虽没有直接对抗封建礼教的指向，但他常常把个体"性欲"苦闷和伤时忧国的情绪结合起来。其《沉沦》描写一个远离故国留学日本的青年"他"，忧郁、孤独，因祖国的贫弱而自卑，因遭日本人的轻视而悲愤乃至仇恨。苦楚的心绪让他更渴望得到"异性的爱情"，甚至向苍天吁求："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终因怯懦，青年"他"只好幻想着现实中的"’伊扶’的遗类"来进行自渎，可"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在窥视房东女儿裸浴和在公园里透听别人的性事之后，"他"又不断遣责自己灵魂的不洁；在不得不向侍女说出自己是"支那人"时，却全身发痉，愤然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而"他"寻死之前，遥望西方，长叹"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这篇小说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小说用个体的性压抑来喻征国家的压抑和衰颓，以个体生命意志的诉求来喻征国家自强自立的祈望。
郁达夫一直重视"性欲"于人生的意义，他说："种种的情欲之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恋爱，性欲，结婚，这三重难关，实在是我们人类的宿命的三种死的循环舞蹈（ linked dance of death）" 因此，郁达夫的"性欲"叙事仍然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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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先驱者，他的小说以剖析"国民性"之劣根而振聋发聩，但鲁迅同样关注"欲"的。最赋代表性的是据女娲补天故事写成的《补天》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解释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说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弗罗特（今译弗洛伊德--作者）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 ，"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 小说中大量隐晦描述，都暗喻了这一意图。小说开头写到：
女娲忽然醒来了。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
接着小说写女娲望着"粉红的天空"，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在这里，"不足"、"太多"、"懊恼"、"无聊"都暗指着女娲被压抑于无意识层面的性欲及不满足感。而"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和"肉红"等语词，则意味着女娲"欲"的弥漫和溢出。从整篇小说的叙事去体味，鲁迅正是通过女娲的形象宣泄自己抑郁之情。他的抑郁既有自己束缚于旧式婚姻的灵肉需求，更有因社会现实的晦暗而产生的郁闷，故此他试图借助文学的叙事象征来宣导苦闷的心理，表达冲决灵肉枷锁和藩篱的意志。同时，在小说中，鲁迅还对伪道学家的禁欲予以辛辣讽刺。如第二节里，描述女娲正决计点燃芦柴积时，"又觉得脚趾上有什么东西刺着了"，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头上顶着"长方板"的"小东西""却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见伊一顺眼，便仓皇的将那小片递上来了"。那小片上写着什么呢？顶"长方板"的"小东西"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不难看出，欲望充溢的女娲肉身恰好是对口诵道德辞令的卫道士的挑衅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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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其它作家如张资平（代表作为《梅岭之春》 ）、叶灵凤（代表作为《女娲氏之遗孽》 ）等，以及1928年的丁玲（代表作为《莎菲女士的日记》 ），也在诸多作品中，以描述"性"与"色"来张扬个性解放。总的说来，这个时期文学的"欲望"叙事以肉身的本能冲动肯定个体生命意志，揭橥了现代性追求的另一维度，并且与五四启蒙理性精神处在一种共荣共生的局面中。就鲁迅而言，他的《呐喊》与《彷徨》 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重在思考社会的疗救和国民性的改造，他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呈现的角色意识困惑的考察，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与他的"欲望"表达毫不向背，共同构建了鲁迅"现代性"思想的两面。
30年代由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政党斗争，主流文学日趋政治化。自20年代末，主流文学逐渐由启蒙理性叙事走向了整体主义历史理性叙事，即便是五四时期坚持"欲望"叙事的作家（如郭沫若等）也大多朝这一方向迈进。但是，一批被时人称作"新感觉派"的作家却游离了这一方向。以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手法，吮吸弗洛伊德的欲望，在小说中或呈示都市人的欲望或描摹寄寓于历史的"超现实主义"情色。"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中除了极少部分（如施蛰存《鸠摩罗什》 等几篇历史小说）和五四时期"欲望"叙事有相似的意旨外，其大部分小说所营构的"欲望"世界已经不承担批判封建禁欲主义的责任。
字串3 不过，"新感觉派"小说在描写都市人的情欲纠缠时却表现出超离的趣味。如刘呐鸥的《热情之骨》 ，描写男主人公比也尔邂逅一位卖花女子之后，不禁心中滋生爱意，在比也尔终于赢得女子的欢心并与之做爱时，那女子竟然向他索要五百元钱。于是，比也尔顿时堕入震惊、自怜和愤怒的状态中。而当那女子事后写信告之说："你说我太金钱的吗？但是在这一切抽象的东西，如正义，道德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买的时代，你叫我不要拿贞操向自己所心许的人换点紧急要用的钱来用吗？……"，比也尔却"象吞下了铁钉一样地忧郁起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则叙述了一个名为H的男人在赛马场偶遇一妙曼女郎后，怀着对爱欲的期许，跟着女郎徜徉街头并嬉戏于舞厅，当他最终明白女郎是"什么一个女性"时，那女郎也正要弃他而去，赴另外一个男人的约了，而H也只能"呆得出神"。刘呐鸥这两篇小说都触及到了爱欲企望和幻灭的背谬。《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还让两个希求欲望满足的男女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征象了肉欲沉沦中人的自我的失却。
而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 以极赋张力的场景安排和人物心理剖析，把肉欲的气息撩拨得令人心跳。可怜的谢医师面队裸裎的女病人苍白性感的肉身，不断地接受来自自己身体深处"原始的热"的冲撞而寒噤。这个"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九三三年性欲对象啊！"让他感到无边的落寞和虚空。施蛰存则在《梅雨之夕》 中，刻画了一个已有家室的男职员，在雨中的街头巧遇一位温雅的少女，继尔对之施以爱和欲的想象。
字串2 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的都市"欲望"叙事着意呈现在具有现代文明的都市空间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欲的追逐和沉迷、肉的游戏和放纵，情的想象及幻灭。这些"欲望"的叙事，让主体人的自持在欲望的撞击下，变得破碎和模糊。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仿佛秉有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意味中的"现代性"。但是，就像不能简单地把"鸳鸯蝴蝶派"归结为是"市民社会"产物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把"新感觉派"归纳为西方化的"现代性"。30年代的上海无论是怎样的"孤岛"，都无法割断和当时整个中国历史情境的牵连。这样，"新感觉派"的"欲望"叙事就不仅在历时向度上放逐了五四启蒙理性，而且在共时的向度上，悖立于时代的整体主义历史理性。这一双向的疏离在时代的语境中显露了"新感觉派""欲望"叙事的真正指向。在普罗文学主宰中国文坛的时候，施蛰存曾说过："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的可能。……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但多年以后，施蛰存却说"我们的标举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 "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是一种两难境界，不知道施蛰存是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修辞性变更还是他们从来就处于这样的"分裂"状态。不过，"新感觉派""欲望"叙事指向仍然显示了一种个体意识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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