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启蒙理性到整体主义理性的民族"性"步伐，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嘎然停止，且向后激退了几百年。曾经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整体主义历史理性已然变异成君道神权、法家"术统"和"道统"，并假"人民"和"阶级"的神圣名义而达至对个体人性的全面扼杀。
但是，死火的微光来自于那些被放逐在荒野田间的"知识青年"。"文革"期间，尽管意识形态控制非常严酷，仍然有许多"知识青年"以青春作祭品，从事"地下文学" 创作。在大量的"地下文学"作品中，可以强烈的感觉到青年人的"主体自觉"、理性思考和欲望呼号。"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实际上是个人主体意识反抗压抑和专制的先导。
故此，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启蒙"又重新成为文学的主题。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启蒙理性和欲望又一次处在同一位置上，对历史和生活予以拷问。不过，这时的欲望往往表现为带理性色彩的"情爱"，而不是本能冲动。当诗人北岛"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时，女诗人舒婷正在歌咏："我如果爱你--/绝不象攀援的冰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前者以启蒙理性的精神表达对历史的怀疑，显示个体的自觉；后者则用"情爱"喻征对"人"的关切。
这个时期小说创作，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只是试图证明什么是爱情，以及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它不是欲望的宣扬，而是对人性予以理性的探索。当然，在历史的时空中，其意图无疑也是对扼杀人性的年代之反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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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张贤亮《男人一半是女人》 的发表，是80年代"欲望"叙事繁盛的契机。《男人一般是女人》叙述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章永辚在忍受多年的性饥渴之后，与一个"风尘女子"黄香久在文革期间同居结婚。不料结婚后，男主人公才发现自己患上了性功能障碍，而得不到满足的妻子则怒斥章永辚是"半个人"、"废人"。谁使章永辚变成了"半个人"、"废人"？"右派"、"文革"这些历史符号暗示了一切。不过，章永辚最终还是没有成为"废人"，他的女人把他变成了真正的男人。"于是，在那极为粗陋的形式下，生命力的勃郁，情欲的炽烈，性格的真率泼辣，都作为健康的人性，成为对艰难时世的一个抗议。"
女作家王安忆在80年代中期相继创作出《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 从性的冲动和本能欲求来抒写人物的关系及生命轨迹。《小城之恋》中一对青年男女，自小在一起练舞蹈，耳鬓丝摩，肌肤相触，却浑然不觉。待他们成年之后，却对彼此的身体有了奇异的感觉。于是，他们的灵肉交织着最刻薄的仇视和最炽烈的渴求，在无法遏止的性欲驱使下，常常不顾一切地相互蹂躏、角斗而达至燃烧般的快感高潮；《荒山之恋》则叙述一位怯懦的男人，历经沧桑，取妻生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这位男人遇上了一位任性、漂亮的有夫之妇。女人好奇地向男人进攻、男人却惊惶地退守。但这位男人和女人终于让爱情喷薄而出，他们深深地迷醉而战栗。而在外在的压力、内心的罪感以及无法排遣的爱欲的多重牵制下，男人和女人最后只能双双赴死，自我成全凄惶永世的爱情；《锦绣谷之恋》讲述了一位已婚女编辑在庐山笔会期间，和另一个男人的爱情体验，可结果只是"一个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这三部小说中的背景均为"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但小说却没有渲染社会背景因素，仅只关注人的个体行为及心理，这种把充满欲望的个人情感纠葛放置在抽离了社会背景的时空中的叙述方式，极赋意味。王安忆十多年后谈到，"’三恋’是一次自觉的写作"，尽管它的实验性"使小说放弃的情感、对生活的触摸，向’游戏’接近。但在那时候，它确实是启发了理性。那真是一个启蒙的好"。 如其说小说的"欲望"叙事启发了理性，不如说是反思了一种理性。
字串7 80年代中期，贾平凹的《黑氏》 、古华的《贞女》 、刘恒的《伏羲伏羲》 等小说，也不约而同地揭示青年女性生命的感性要求与某种家族关系、婚姻制度乃至道德习俗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或者描写后者对人的正常欲求的剥夺、阻碍所造成的不幸、或者描写前者对文明和传统的叛逆所带来的惩罚。这些作品都把性爱欲望作为肯定个体生命意志和人之为人的力量，对抗于变态压抑的道德理性化的社会家庭环境。80年代后期，涌现出一批"先锋作家"，如残雪、马原、洪峰等，他们借助于西方小说创作技巧和意识，热衷于在作品中构造"欲望"的梦魇世界。这些"欲望"的梦魇世界并没有直接关联到的当下现实，而只是呈现生活历史的非逻辑和原始性，达到对人的理性元素的反讽。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接榫上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 。
然而，无论是80年代中期的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还是后期的残雪、马原等，其"欲望"叙事的反思不可能是西方语境中的反抗现代性的"解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张扬"欲望"的作品所要反思的还是源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压抑。这些作品把"欲望"的解构方向隐喻性地指向了"整体主义历史理性"，这也是它们不同与五四文学"欲望"叙事之处。
自80年代末以降，中国文学日益退守到"日常生活"。从"新写实"到"新状态"再至"新生代"、还有女性写作（顺便说一句，这种分类乃承文坛之陋习，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均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中，窥视或遥望来自庸常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欲望流动。
字串5 所谓"欲望的舞蹈"主要是跳动在"新状态"、"新生代"和女性写作中。在"新状态"的写作里，何顿告诉我们"生活无罪"，追逐金钱是人的的"硬道理"。 述平则表白，男欢女爱是不可挣脱的生活"情网"。 朱文更直接，他说"我爱美元"，且更爱"上床"。 韩东比较文雅，他以记忆的方式回到《西天上》 ，把那段磅礴的青春历史撕成一块块日常生活的欲念断片。他们是被称之为"游走的一代"，有所谓的"精神凹度"，但欲望是他们的本能；步入到"新生代"，朱文、韩东仍是宠儿，这支队伍里，还填充了一串长长的名字--吴晨俊、鲁羊、卫慧，棉棉等。至于女性写作，以陈染、林白、海南等为代表，袒露着来自女性身体的骚动、爱欲的膨胀或空空荡荡或羞羞答答。
退守"日常生活"的写作也往往被认定具有"后现代性"--所谓颠覆"宏大叙事"、捐弃"寓言化"的隐喻、放逐"主体"、祛除"中心"进而放逐终极关怀和人文理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文学固然需要从生活出发，回到日常生活的文学叙述也确实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生存世相。毋庸讳言，90年代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文学叙事，仍然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进一步衍生。当进入到西方语境中时，我们也会发现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要求重写"历史生活" 和回归"日常"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整个西方的历史一直以来是一部英雄主义的历史、是一部依据普遍理性和国家记忆所书写的历史，而美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充斥着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话语的历史，所以，他们要求还原历史的原生态，恢复长期被遮蔽的普通人的生活史、少数族裔或黑人的生活史、乃至女性生活史，继而在现世的生存中守护"日常生活"。这种言说对许多中国人来讲是动听的，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便是以整体主义历史理性来书写的历史，在这类历史书写中，鲜活的私人日常生活场景往往消失得无影无综。
字串8 因此，在90年代早期的"日常生活"文学叙事作品中，那些源自庸常生活的脆弱而心悸的情绪体验，仍然可以让人感到一种对历和现实的讽喻。然而，日常生活的"日常性"表现为琐屑、松散、拖沓、无序而又循环重复，这是日常生活的表像。事实上，从"新生代"开始，其文学的叙事便在这个表象层面上对日常生活进行苍白的复制，许多青年写手乐于把文学看作是日常生活的"排泄物"、变成堆在纸上的"生活垃圾"。90年代后期"日常生活"的文学"欲望"叙事已经无所指向，它们唯一不满的似乎只是"欲望"的永不餍足，
所谓"美女"作家卫慧可以算得上是这类意味的代表。她的作品大多以90年代上海为背景。上海成了她欲望的符号，这符号象征着物欲和情欲。其成名作《上海宝贝》描述了一个叫倪可的女孩和她的情人们的故事。"一瞬间，性的感觉如此地排山倒海，以至于我像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做了爱" --便是倪可的生活体验和幻想。卫慧及其作品中人物的信条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卫慧及卫慧们的欲望类似弗洛伊德的"原欲" ，信奉的是"快乐原则"，这一"原欲"同体现个体生命意志的"自我本能"的"欲望"都是相悖的。也就是说，卫慧的"欲望"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官能症式的表现，她根本无意于在"欲望"中找到"自我"的确立，而是让"自我"进入"自失"的状态。卫慧的"欲望"解构了长期以来作为反抗性或反思性的个体生命意志，她不想"反抗"，也无所谓"解构"。从另一角度看，卫慧及其它"70"年代写手所表露的"欲望"，恰恰是在90年代中国对"市场、发展、效益"等现代性目标进行新一轮追逐时刺激而生的。或者说，卫慧们的"欲望"在功利主义时代的喧嚣中暗自"偷欢"，且玩世不恭。
字串8 "欲望"作为一种建基于个体生命意志的反抗性或反思性力量在90年代后期的欲海中彻底变异，这是"欲望"对"欲望"自身的解构。由西方反抗现代性的历史视阈去看，"欲望"的反抗是一种的姿态，它本身并不具有建构性，建构性的事业仍然需要"理性"来成就。进而说，"欲望"之反抗"理性"，是为了使"理性"更趋"理性"。在中国现代性历史中，文学的"欲望"表达对"启蒙理性"的共契或疏离、对"整体主义历史理性"的疏离和反思，也是为了期待一种建构，而不是意在沉沦。因此，在一个欲望沉沦、价值失范的世纪更替的年代，需要一种新的理性精神之自醒。由此看来，历史似乎是走了一个轮回，世纪初年王国维的心灵之声在世纪末仿佛有了绵延的意义。
五 、结 语
现代性视阈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欲望指向"，至此可以作一个性的梳理。二十世纪初年，文学的"欲望"反抗指向了传统儒家伦理，和梁启超的工具论色彩的"启蒙理性"出现一定的契合并有不自觉的背离；五四时期，文学中的"欲望"和"启蒙理性"共生，抨击封建礼教专制和现实压抑；30年代，"欲望"叙事部分延续五四"欲望"意旨，但逐渐游离五四"启蒙理性"，并疏离于"整体主义历史理性"；40年代，文学中的"欲望"悖逆于"整体主义历史理性"；50-70年代，文学中的"欲望"在变异的"整体主义历史理性"的高压下消隐，仅只在文革"地下文学"中有隐晦表达，体现为新的启蒙精神，这一精神延续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欲望"叙事隐喻性地表现为对"整体主义历史理性"的反思，显示出"解构"的况味；90年代后期，"欲望"已无所指向，呈现出自身对自身的解构。
字串4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叙事中，"欲望"多层级的指向，揭橥了文学现代意味的丰富性，也表征了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迂回曲折，其间的复杂意蕴仍需更深入的历史和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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