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语境中的文化身份
80年代以后的，既有前即农业的传统血缘关系注重亲情关系，同时又具有现代性的竞争、金钱和现代时间观，同时，还有后现代式游戏多元人生的灰色情调。这些东西同时涌进中国，使得中国面对世界时出现了两重语境：一方面我们在西方现代性而西方已经走出他们的现代性；第二方面是我们总是向西方这个“先生”学习，可西方的先生老是打我们侵略我们。中国还该不该学习西方？是不是西方人走出现代性以后我们就不再进入现代性呢？是否他们打过我们我们就不再向他们学习呢？我们能在现代性语境中拒绝学习吗？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
（一） 东方主义问题
东方主义大体上说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带有变色的文化侵略的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在西方的巨型想像中，“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文化镜像的“他者”，从而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并在制度上、文化上、观念上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权力结构，进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对看”问题，成为当代世界中文化误读和文化理解的根源。西方人是如何来看东方的，我认为有四个角度来“看”：
字串8 其一，以西方为中心来“凝视”中国。“凝视”是关键词。一个人被凝视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当卡夫卡《饥饿家》中的艺术家在笼子里关着时，人们看他的时候就是一种权力凝视。凝视的眼光往往带有权力的强迫性，而被看的人具有屈辱性。只有深情凝视时才是平等的，除此之外都带有屈辱权力意味的。当西方凝视中国时表现为什么呢？有西方人认为云南的一些古老地区不需要现代化，那些村民低矮简陋的住房不必改造，作为一种景观留着西方人观光。但如果改造成“现代”以后，都像西方学习建成高楼大厦呢？还是永远跟随在别人身后以便让西人凝视呢？所以，凝视中国在这里就表现出西方不再是军事入侵和获取土地和财富，而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渗透。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肯定存在这样的冲突。
其二，“看、被看与制造看”，是否在“被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讲山西乔家大院的事，但是山西并没有敲脚和挂红灯笼的民俗。这是制造出来的民俗，问题在于：大红灯笼是为谁而挂，为领导挂？为观众挂？为老外挂？为海外的评委挂？还是为某某奖挂？很多批评家认为是为老外挂。电影杜撰风情、编造故事是为了在国外获奖，所以“被看”与“制造被看”彼此互动。文学家周蕾在西方说：当代中国的电影都有女性化特点，尤其《末代皇帝》一片中的镜头，几乎都采取俯拍镜头，镜头慢慢地摇下，皇宫变得那么温顺。但是中国自己拍的电影，紫禁城是仰拍的雄奇大殿。而当俯拍的时候紫禁城变得那么温顺可爱，同时也变得非常的女性化。这就是西方看中国的权力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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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文化拒斥，表征为这几年对西方的“看”说“不”系列丛书，均有将复杂问题情绪化和对立化的倾向。甚至对外开放在民族主义高涨中，变得逐渐丧失其合法性。
其四，即东方学者进入第一世界学术圈后，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并以获取的西方理论去反映自己处境的尴尬，这是东方学者进入西方后的一种文化身份。诸如赛义德、斯皮瓦克、周蕾等在西方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做了大学教授或终身教授，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为印度、为巴基斯坦、为中国说话了。他们的身份变得非常奇怪，必须用白人中心的话语去言说，但是又不太愿意这样去言说，所以身份处境耐人寻味。
（二）西方主义问题
与上述话语理论相对，中国有学者提倡所谓“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象性的“西方”。就中国而言，也有四重视界：
其一，制造西方神话，追求全盘西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在追逐西方中制造出西方神话。从胡适开始就已经追求全盘西化或者称为充分地现代化，把现代化现代性等同于西化和西方性。
其二，强调走出现代性，走向民族性或华夏本土性。这是大部分做国学的学者比较关心的话题，也因此被人称为新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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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西方解魅化，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认为西方是物质的而中华民族是精神的，坚持有泱泱大国的精神文明再加上西方的物质文明，就能超过西方。
其四，西方衰亡论，如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强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民族几十年以后肯定成为世界的中心。
当然，我并不认为对抗东方主义而标举西方主义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我认为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要想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性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从而，使世界性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实平等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互动。就此而言，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以后，不管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我们再也不可能实行关门主义。不开门发展，什么主义都难以谈清。要发展我们就不可能走“关门主义”而是要走“开门主义”之路。著名家宗白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说过一句话，当时的中国是风雨如磐的神州就像一座坟墓一样，必须开窗让西方的欧风美雨吹进来，使我们文明僵化的程度减低。到了世纪末他又说：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华民族经过一个世纪西学的碰撞整合后的新文明走出国门。这提醒我们文化的发展，有可能到了从鲁迅的“拿来主义”走向新世纪中国文化的“输出主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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