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第二阶段知识分子的境遇和限制，与德布雷的三阶段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完全是中国独特的写照。但如果从德布雷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历程中的第三阶段。德布雷所的大众媒介的和名声的诱惑，以及知识分子由自律的道德象征向追逐声望的名流之转变，在中国也作为一个严峻的而出现了。
在第三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多重的，而他们关于自己身份的想象和认同却明显地发生的疑问。导致这些疑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上的宽松和松动（尽管时有反复），为知识分子重新践履角色提供了可能。最显著的就是改革开放伊始，文学再度回到了社会文化的中心，尖锐的带有批判反思的作品不断地搅动着社会的神经，作家一时间成为社会所瞩目的人物和职业，颇有些五四遗风。从工具主义的实践中摆脱出来，大学的重建和出版社的复兴，为知识分子找到了实现角色责任和理想抱负的场所。公共空间的扩大，交谈和探索的有限自由，使知识生产和传播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格局之中。然而，这种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蜜月"关系很快消失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很快从中心转向了边缘。
字串6
转向边缘既是由多种外部原因造成的，也是由知识分子自身夸大了的想象所引起的。政治上的松动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但这并没有让其话语自由在形式上合法化。有限的话语权于是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幻觉消失的严峻体验。再者，因素在社会甚至文化生活中重要性的迅速上升，尤其使那些总是幻想着担当社会道义的理想知识分子角色的人逐渐地边缘化了，过去作为话语生产者和传播者，那怕是在工具主义时期，他们也还处在一种实际的或虚构的"中心"地位，比如文学可以启蒙救国，抑或可以"颠覆社会主义"等等。但经济改革使得过去一向作为资源垄断唯一力量的国家权威相对削弱了，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原则不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或不合法化的了。改革既拓展了曾经严密无隙的制度的缝间，为各种新的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对向来以文化自律性而骄傲知识分子感到了新的限制和压力。商业主义的交换原则对知识领域的全面渗透消解了文化的自律，于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资本就成为对知识分子很有诱惑力的必争资源。倘使说过去学人将知识与民族和国家的大业密切联系起来的话，如今在消费主义和个人合理化的，知识与个人的名声和利益的关系逐渐凸显出来。恰如德布雷对知识分子本性一针见血的剖析：知识分子就是"追逐名声的动物"。
字串4 经济的开放和观念的更新，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活动规定了更多的合法性；过去是为知识而知识，或为民族和国家而追求知识，现在则可以为自己的名声或文化资本的积累来追求知识。同时，经济的开放又对文化领域造成了新的压力，假如说文学过去可以启蒙和救国的话，那么，今天它则面临着市场化和的逼迫，名声就是资本，就是畅销，就是市场价值。过去无法用价值衡量的知识，如今则可以以各种方式转化为资本、价值和名利。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觑。德布雷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作用就在这里。
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并不是指所有拥有知识的人都边缘化了，在相当的意义上说，是一些具有理想知识分子想象和认同的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了。正像德布雷所强调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边缘化，或者，恰如古德纳所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级正在取代拥有财富资本的家，转而成为拥有文化资本的新的领导阶级。但是，一些仍然恪守那种"志于道"知识分子角色的文人学者，在知识分子本身的巨大分化面前，显得颓唐无奈。技术型知识分子，甚至社会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经济巨大转变面前如鱼得水，惟独那些津津乐道于思想建构、观念批判和社会道义良知的文人学者，他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无人理睬，他们的文化资本变得越来越贬值，他们所提倡的和关怀的东西变得不是有点迂腐，就是显得过时。文学从"经国之大业"蜕变为单纯的消遣，启蒙的伟大宏业无人问津，新时期文学的"轰动效应"逐渐被时尚和流行所取代。这种现状无疑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写照。
字串3 边缘化导致了文人学者的进一步分化：一些认退守在专业的狭小领域里志得意满，关注于学术的技术性和工艺性层面，在职业化和制度化的局限中心安理得，将知识创新的冲动转化为技术上的完满和规范。另一些人则如德布雷说描述的，向媒介妥协，并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把学术和流行时尚混为一谈，以大众媒介的尺度和标准来侵蚀学术和的自律准则，进而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功夫在诗外"的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依照德布雷的看法，大众媒介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则，这就是市场规则和商品化，而知识向媒介的倾斜实际上就是知识自身规则的衰退，并向媒介法则投降。所以，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媒介来增加名声，就是蜕变为名流的必然过程。名声作为一种商品和特殊的价值，在媒介时代不可避免地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追逐的目标。但是，德布雷的理论只说对了一半，面对媒介，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呢？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众媒介，一方面受到市场化导向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受到政治权威的制约，情况更为复杂。
第三种知识分子，亦即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仍然恪守自己的理想角色--批判性的公共角色，但又对前两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深感不满，因而奋力抗争着前两种倾向：一是专业化的限制，他们极力想突破专业的局限，强调终极关怀，意欲从自己本学科的职业局限进入更加广阔的人文社会领域；二是批判向媒介献媚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对学术和文学艺术的渗透，坚持这些领域自身的标准和规则。然而这些做法虽然很激进很坚定，但在前两种倾向广泛渗透的条件下，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看来，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深刻转变，德布雷的理论虽然给出了一个分析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和参照系，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未来可能的答案。中国的社会文化境况与法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加难以回答。我们虽然不必夸大知识分子自身角色的想象，但也不能忽略转变了的社会现实，制度化和合理化日甚，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在具体领域里工作的专门家，诚如福柯的分析，"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到处都是一些"专家型知识分子"；或如利奥塔所说，伏尔泰、萨特式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各门学科的专门化使得学科间的可通约性丧失了，作为理想知识分子钟情的"宏大叙事"日渐式微，流行的种种"小叙事"。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作为从事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困境，该作何选择？
字串9 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的话：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
共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点击数：
上一篇：
现代性焦虑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 下一篇：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