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5页。
[2]同[1]。
[3]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3.
[4]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29.
[5]鲍曼认为，在自产阶级国家的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有过某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家需要知识和来动员和民众，于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扮演了某种"立法者"的角色。但随着现代自产阶级国家渐臻成熟，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分子的增长，国家与知识分子的"蜜月"结束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知识分子变成为次要的"解释者"角色。详见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 and Interpreters: Culture as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s,"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字串9
[6]同[4], p.32.
[7]Ibid, p.47.
[8]关于这个。可参见贝尔《后社会的来临》等著作。
[9]Pierre Bourdieu, Sur la television (Paris: Liber, 1996).
[10]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3.
[11]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121.
[12]Ibid, p.128.
[13]Ibid, p.194.
[14]徐复观：《知识分子性格及其历史命运》，汤学智等编：《台港及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88页。
字串8 [15]林毓生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导倾向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他把这种倾向描述为"唯智论"。
[16]《梁启超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1页。
[17]大学的功能是双重的，既是知识分子角色赖以生存的基本领域，并给他们以自由，同时又是对他们加以限制的制度形式。但是，在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时期，应该说限制相对较少。这与后来的大学制度化和专业化有很大不同。
[18]参见拙文《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9]详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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