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文化危机”呼吁、“人文精神”讨论不绝于耳,近日又有“信仰建设”、“伦理再造”的议论,然而尽管“呼吁”,尽管“讨论”这个“老”老是不见解决,老说“菜来了”,老是不上案。天下但闻“知了”声,萧萧木下依然秋。这不禁使人想起一段秦汉故事。
秦始皇马上得天下,觉得有件事没有做妥,想创造一个证明“龙盘天下”的理由。于是采“邹衍之学”,定秦为“水德”,“五德终始”,以此说明秦取天下,乃“天命”所授。一个皇朝诞生就该有一个“信仰”傅为祥瑞,以佐证新朝的合法。古有“汤武革命”,此后历朝更易都傅会“革命”故事。“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革命信仰”,秦始皇用过,汉代文帝用过,武帝也继续使用,很管用,足可以支持新政府“合法性”,历朝乐此不疲。
然而有一个“革命”信仰是不是可以万事大吉?秦始皇认为足已够用,其他都在否定之列。于是他建国后的卓越“功业”就是扼杀“百家争鸣”,断绝三教九流,最佳杰作则是“焚书坑儒”。他不懂得在“革命信仰”之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有“执政信仰”与“伦理信仰”的继往开来。这后来的工作他都没有做,只是在李斯的提议下宣布“以吏为师”,算是一种搪塞与敷衍。其实也是勒令全国以官言吏行为准则,管制民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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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然很不妙——二世而亡。秦朝亡在暴政,亡在苛税,更亡在他只有武功而无文治,没有伦理信仰建设意识与实践。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力大厦,只因建立在一个信仰沙漠之上,终于经不过的考验,转瞬崩塌!
与秦始皇比较,汉朝有所更张。文景之际,尊“黄老之学”,尚“无为”,一意“与民休息”,轻刑法,减赋税,求贤良,不事声张,一旦有事即下诏责己,创造出“文景之治”的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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