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年多以前，姜伯勤老师告诉我，他正在把近年来对石濂大汕与清初岭南禅史的写成一部专著，将由学林出版社收入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嘱我写一短文，谈谈对区域史研究的一些意见。我顿时惶惧起来。这些年来，虽然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可以算是一种区域研究，但毕竟是在学步而已，战战兢兢地向前迈出每一步时，专注的只是尽量少摔些跤，还谈不上有什么心得。转眼间，老师数十万字书稿已杀青在即，我再不交卷，实在无颜以对， 唯有写下一点感想，作为交给老师的一份功课。
最近一些年来，我幸运地经常有机会聆听姜伯勤老师谈论他对石大汕和岭南禅史研究的进展，分享他的研究心得，老师近年来在这一课题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我也拜读过多篇，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因此，当我知道老师正在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一部书稿的时候，总有一种兴奋。回想我第一次读到老师在这个课题上的作品，是1993年初写成的《明清之际岭南禅学与南方文化——岭南禅学史之一考察》一文，记得当时读着这篇文章的时候，莫名地有一种激动不已的感觉。初时我不甚明白那样一种激动由何而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展望：理念与实际”学术研讨会上，听着姜老师报告这个题目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地在心中翻腾，终于明白了一点我为何会激动的原因。当时，我有一种直觉，似乎看到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将会在自己面前展开。果然，随后的几年间，姜伯勤老师陆续写出了多篇论文，这幅画卷的更多细节在我们面前渐次展现。现在的这部书稿，终于令我们看到了这一幅画卷的完整轮廓。画面上的场景是明清之际的岭南，主角是活跃在岭南的禅僧，展现出来的，则是—个绚丽多姿的历史和惊心动魄的文化气象。姜老师通过精细的研究而描绘出来的这幅画卷的轮廓，虽以一时一地乃至一人为主题，表达的却是一种超出时间地域之关怀。读者从中所识所感所悟，亦必能超越时间和地域之限制，从理性的事实中，找到历史认识的智慧，满足对自身文化的“好奇心”，并在审美的层面上获得心灵的愉悦和共鸣。从姜老师的岭南禅史研究中，我们感受到一种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史研究的魅力，而这种魅力，乃出自—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追求，由此启发我们对所谓地域史研究的学术取向作一些新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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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学术兴趣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唯一的主题，历史家更多地关心普通人的历史．而以一个较小的地区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显然能够更细致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动及其社会表现，因而更容易体现历史家对所谓“总体历史”的追求。历史过程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地区，体现了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要发现地方历史中不同于 “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某种独特性，更期望能从地方研究中起一套新的历史研究的话语，取代基于“国家”文化霸权的话语系统，建立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
然而，中国历史学有自己深厚的学术传统，无论人们如何追求和宣称要“与国际接轨”，也不可能切断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既有传统的联系。中国历史学中舆地方志学的传统，对现代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取向不能不有深刻的影响。基于天下一统和文化一体的观念，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地方历史的主题，总是被理解为国家或王朝历史在地方上的展开，是在天下—统的历史框架下的地方“向化”过程。基于这种历史观念，加上在近代关于“特 殊—一般”、“局部—整体”、“个性—共性”的归纳式思维习惯支配下，人们一般相信，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义要在于：中国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国的综合的研究。按照这种非常通行的想法，地方的历史，只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在地方上局部地更细致地展现的过程，而地方史研究，只是作为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研究策略。虽然地方史研究也被期待着不仅可以揭示更多的“地方特色”， 丰富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地方性细节的了解，更可以补充甚至修正在所谓的“全国性”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只被定位在提供特殊性认识的意义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一种具有初级性和从属性的研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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