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然“本体论”（Otologia）一词直到17世纪以后才出现，但对本体论的却早在古希腊即已开始。“本体论”一词在18世纪得到普及后，西方学者就普遍使用这个术语来叙述古希腊，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产生了本体论。探讨“本体论”的源流，当然应该首先追溯到这个源头，然后才能顺流而下。
古希腊早期哲学就已提出“本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被叫做“始基”问题。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所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12]在他之后，出现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apeiron），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 赫拉克利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四根”（水、火、气、土），阿拉克萨戈拉的“种子”，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等。这些被提出来作为“始基”的概念，大都带有感性直观的经验色彩，以至有的哲学史家认为只有阿拉克西曼德的“无限”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13]。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这里，而是这些被提出来作为“始基”的概念蕴含着当时的人们对经验世界多样性之统一性的追求和对世界万物“变化”之终极根据的解释，是人类从神话思维向哲学思维提升和跃迁的关键一环，从而被哲学史家视为哲学产生的证据。其实，早在希腊哲学产生之前很久的希腊神话中，就已孕育了关于万物始基的朦胧意识。一般不把它们视为哲学，是因为在这种朦胧意识里，对万物本原的揣摸不是借助人的理性，而是借助超的神灵来解释的。而“始基”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凭借人类的理性说明世界这样一种新方式的获得，因而是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 字串2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本原论，它要说明的问题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什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14]探寻本原，就是要寻找某种或某些构成世间万物的始基、原素或基质，把它作为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用来说明世间万物的产生形成和生灭变化，所以它也是在古代哲学说明世界的一种原则。
虽然如此，一般不把早期希腊哲学对“本体”问题的探索看作“本体论”诞生的标志。这除了因为当时的探索在形式上不成其为体系，在水平上尚未达到对“存在”本身的反思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探索的学科性质是不明确的，难以与的宇宙起源论划清界限。《哲学大辞典》“本体论”辞条写道：“大体上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用的本体论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因而研究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为本体论。……从狭义讲，则在广义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的本性的研究，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15]严格地说，这里给出的本体论定义是不准确的，但它注意到两种研究的区分却是有意义的。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由于哲学与科学尚未充分分化，哲学对“本原”问题的探究是与科学的宇宙论融为一体的，“本体论”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并未明确建立起来，只能说是本体论问题的萌芽。 字串8
“本源”一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发生学的，探讨“世界如何起源”的问题，从属于宇宙论（cosmology）。 而哲学“本体论”所说的“本源”，是对世界的根源、第一原因的探讨，即寻找可感觉的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据本身。这种意义上的“本源”并非是对世界的某种原始状态的考察，而是对现存世界的终极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与其说接近于宇宙论，不如说接近于神学（theology）。
严格说来，作为一个哲学学科的“本体论”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才开始形成的。柏拉图的“共相”（Universal）、 “本体”（Noumenon ）、 “理式”（Idea），亚里士多德的“实体”（Sbstance）、“本体”（Entity）、“存在”（Being）等一系列真正的本体论概念， 为人类理性的哲学追求提供了必要的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而他们在众多著作中表达的超越物理世界、超越现象界、超越有限世界，探索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根据的哲学追求，则是哲学本体论诞生的标志。由于“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长期被看作“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有的哲学史家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看作西方哲学史的真正起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前辈学者陈康先生曾经把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看作西方本体论的始作佣者。他在译注柏氏的《巴曼尼德斯篇》时，不满意“本体论”的中译法，而改译为“万有论”，并说：“万有论（Ontologia旧译‘本体论’，但不精确）成为一门学科始自亚里士多德（《物以后诸篇》Ｔ1-2,cf.Ｋ3）；但本篇已为这个学科奠定基础。它指出来，‘是’分为一切的‘有’，‘割裂为最可能小的和最可能大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有’，那么万有有一共通点，即分有‘是’……。”[16] 字串7
这里陈康所译的“是”，相当于的Being, 是从系动词或其不定式be 和to be演化过来的，也可译为“存在”、“本体”等；而陈康所译的“有”， 相当于英文的beings，是being的复数形式，也可译为“实是”、“是者”、 “存在者”等。“有”（“是者”、“存在者”）“分有”了“是”（“存在”、“本体”），即是说，“存在者”是从“存在”中派生、推演出来的。因此，“本体论”或“万有论”是研究“存在”（Being）与统称为“存在者”（beings ）的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学问。
柏拉图把巴门尼德关于世界是静止的命题与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变化的命题综合起来，提出静止的理式（Idea）[17]与流变的现象两个世界的思想。柏拉图认为，我们日常所感知到的具体事物都象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是不真实的；真正实在的东西应该象巴门尼德所主张的“存在”一样是不动不变的；这样的存在就是“理式”（Idea）。理式是形式（Form），是我们所能见到的现象界事物的本质和本源，“理念世界”给予并显现“物理世界”的意义。
在《巴曼尼德斯篇》中， 柏拉图首次把“存在”（Being ）和诸“存在者”（Beings）作为“理念”（Idea）看待，并通过探讨“存在”与诸“存在者”在理念层次上的关系，修正了他早先关于理念单一性的观点，提出理念之间也是相互“分有”和结合的新观点，完善了他的理念论。柏氏以爱利亚学派的巴曼尼德斯关于“存在是一”的假设为出发点，又借巴氏之口进一步提出“如果‘一’存在”和“如果‘一’不存在”的假设，并由此作了八组推论。这里柏氏把“一”设定为理念，分别假设“一”与其他理念结合或不结合时所导致的结果。他先假设在“如果‘一’不存在”命题中，如若“一”是孤立的绝对的，它便不能与其他理念范畴相结合，由此推论，人们关于“一”就说不出其他任何规定性来；它只是纯粹的“一”，与“存在”无联系的“一”，无法“分有”“存在”的“一”；而这样的“一”不是“存在”，也就根本不是“一”，所以也就无法被认识。这样，理念论就不能成立。柏氏又从相反方向作推论，假设上述命题中“一”不是绝对的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理念、首先是与“存在”结合的，其推论便是：如果“一”存在，它就“分有”了“存在”；这样的“一”是存在的，与纯粹的孤立的“一”不同；它是与“存在”结合的“一”，是“分有”了“存在”的“一”；这样的“一”本身就包含着“多”的规定性。柏氏并由此推论出“一”之中结合着“一”与“多”、“部分”与“整个”等十三组理念和范畴来。经过这一论证，柏拉图的理念论得到了修正。 字串6
柏氏这一论证对创立本体论意义重大。在命题“如果‘一’存在”（英文 if one is）中，柏拉图首次把系动词“是”或“存在”（is，being ）提到理念的高度来讨论。正如瑞恰生（W.J.Richardson）所说，“在柏拉图那里，这个词表达了存在者与‘存在’，即理念之间的关系。”[18]在推论中, 柏氏承认理念可以相互“分有”和结合，首先任何理念都“存在”，所以“分有”“存在”，也因此他把所有理念统称为“存在者”（Beings）, 这样他就把理念论进一步上升到“存在”与“存在者”关系及相互范畴推演的本体论高度。
至于把本体论建设为一门学科，使之成为形而上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应当归功于亚里斯多德。亚氏在《物理学》、《范畴篇》、《工具篇》等论著中建立起他的本体论思想，在《形而上学》中则将这些思想系统化, 形成了其本体论学说。其中出现了“第一哲学”的名称，亚里士多德明确界定了“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这门科学跟任何其他的所谓特殊科学不同；因为在各种其他的科学中，没有一种是一般地讨论‘有’本身的。它们从‘有’割取一部分，研究这个部分的属性”；这门科学“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这样，就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区别而言，哲学是整体之学、本体之学；科学是部分之学、现象之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即存在的“第一因”, 或者说是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20]因此，哲学又是明因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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