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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是历史范畴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8-01-06


       二  对面死亡与灾难的快意 字串3

       当普通美国人在网上发问"这是为什么","我们何罪之有"时;巴勒斯坦、伊拉克民众上街欢呼跃;中文"新浪"网上充满"活该","让美国佬也尝尝苦头"  这样的帖子……
       有些人赞叹本·拉登之敢作敢为,各阶层,甚至相当一部份知识界都有持这种态度者。最有讽刺意味而令人深省的是在中东本土的本·拉登赞赏者为阿拉伯的富有阶层子弟把本·拉登作为美国好莱坞式的英雄兰博来欣赏,甚至把他的头像印在T恤衫上做偶像崇拜。 
       在战争现场也呈现出冷漠与麻木,我国赴阿富汗战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所写的报导写道:"在阿富汗难民营,我们接触的人没有一个在哭――谈起他们自家的事,谈他们的爸妈死了,孩子死了,不管大人小孩都没有泪水,有的还笑嘻嘻的……"
       以上两种绝然不同  "面对死亡与灾难的微笑"之情境却有着同一全球文化语境。在宗教仇恨、民族仇恨、文化仇恨荫蔽下面更深也更本质的是边缘对中心,前性对现代性的仇恨。一种教义的狂热与极端形态的排他性,往往导致对异端之恐怖手段,以权力与法的形态行施便无需恐怖主义组织,而当前塔利班与本·拉登的结合则使恐怖主义在民族国家中合法化,原教旨主义宗教狂热基础上政教军的结合。塔利班成员的极端封闭与保守性与西方的文化产物的畸型混合物。从塔利班成员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文明的闭目塞听状况是不可能在欧美如出入无人之境恐怖组织恐怖活动的。送子女去欧美留学几乎是"第三世界"上层社会的长期习尚,这条道路决不会向那里的贫苦人民开敞,即使少数自我奋斗成材的平民也不可能脱离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统治。第三世界在西方中心的新一代移民虽然多半出身于中东豪门世家居万贯之财,但在西方文化中仍然不入主流,备感边缘冷落之苦,在自身家门内无论怎样身居王侯富可敌国,在西方中心之主流文化下"二等公民"之强烈反差使他们看透西方社会平等、自由、民主之虚伪,心怀尼采式怨愤。这种居于西方中心的边缘感与塔利班政权建立后不被普遍承认之孤立感在原教旨主义对于基督教作为"宗教异端的仇恨"基础上地形成一种以边缘对抗中心的稳定牢固的联盟。  字串6
       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下崩溃之后,一些民族解放组织旋即发生新的分化,一方面是亲西方的军人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则往往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势力。其中不乏以"社会主义"旗号招摇者,如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之萨达姆。他们无论偏左还是偏右,都是一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既得利益者。一旦把外来殖民主义势力赶走大权在握便聚敛社会财富,代表着新兴贵族豪门特殊利益集团的专制统治。萨达姆代表着一个在位的暴君,本·拉登则是一个游击式的山大王。后者从商业家庭继承了三亿美元遗产,在世界范围进行工商投资,并从事贩毒、军火交易、偷运核材料、制造化学武器等等勾当。他在阿富汗反苏战争中,一方面制造地雷,另一方面制造被炸者假肢,从伤害者与受难者两面获利,大发战争财。他把亿万资财全部投入在恐怖主义事业之中,自己过着风雨飘摇穴居野人式的殉道者苦行生活,在上却代表级少数封建奴隶主义式的豪门贵族和宗教统治者的利益,以极端的疯狂把历经战乱不堪其苦的阿富汗人民再次投向战火。
       我们不能确定"911"的攻击方式是否真从一部美国描写外星人攻击双子大厦的电影得到启示,本·拉登恐怖组织的成员受过美国在阿富汗反苏战争期间的特种训练却是不争的事实。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美国开放的移民政策,武器管制的失控,军火交易之普遍等等都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方便。后现代高虚拟的真实性使传媒文化中的性与暴力的逼真达到前所未有的赤裸与血腥程度。电视的出现对电影造成存在的威胁,电视作为传媒文化对大众的"暴力"也就是对电影的"暴力"。电影以表现电视视屏暴力向真实暴力的转化暗喻电视文化暴力。法国影片《危险的游戏》和美国影片《死亡极限》(施瓦辛格主演)讲述某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编排了安排若干杀手追杀一逃跑者,以跟踪进行血淋淋的现场报导,造成刺激效果。由黑帮势力顾用的杀手变成了电视台的操纵,电视文化成了真正的暴力。但是此类影片由于本身因为票房价值而以趣味娱乐性遮蔽了其批判性思想,其效果相反也宣扬了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电视暴力的共谋。电视营造的虚拟暴力的"真实"被推演为现实的真实,电影、电视与现实共同经营着同一种暴力。虚拟的真实与现实真实的界限似乎真的如鲍德里亚所说"内爆"了,消失了。影视暴力、美国校园惨案与国际恐怖主义愈来愈血腥残忍同步增长。  这种虚拟真实与现实真实的互动效果以至人们通过电视看到飞机撞击双子大厦爆炸倒塌的画面竟以为是科幻新作。然而,超乎导演大师们想像的是毁灭性打击力量并非来自天外而是地球,不是数字合成虚拟图像而是与高新科技所代表与文明中心对峙之边缘地带的仇恨。本·拉登确实符合垃圾文化教养出来一代人心目中的传奇式圣徒加英雄又带有冷血杀手般神秘性的偶像,一个美式兰博英雄之伊斯兰版本。  字串6
       所以赞赏本·拉登的人群在意识形态另一层面上恰恰与本·拉登的原教旨主义相反的,也就是就这群后现代人群真正是由美国式的物质文明美国生活方式与西方文明熏陶出来的一代,欣赏好莱坞制作的血腥刺激场面……冷漠、无意义无深度感、痞性、享乐主义与犬儒式的混合,加上种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主宰。就凭这些"新新人类"女性的暴露式打扮就会被本·拉登和他的塔利班政权处死一百遍,然而他/她们却把本·拉登奉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极度宗教狂热与极度无信仰相遇。本·拉登的女性崇拜者非但不愿全身罩在黑袍,连毛式灰制服想也不会去想,当他/她们充分享受"一夜情(或性)"时不会担心在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他们崇拜本·拉登是敢于向使这些天然"精英"不能进入的那个世界"中心"挑战。
       一些居于边缘国家与中心格格不入有可能有可能被打为"无赖国家"者遭受"制裁",弄不好便可能遭受如科索沃式的狂轰滥炸。这些国家的上层的贵族豪门子弟在美国成为新移民和亚文化层,以反中心主义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表达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本土之内弱势民族的离心倾向又使之毫不犹豫在反恐怖主义法上签字。而这种两面性与美国国家之实用主义在人权与反恐怖主义等决策上的双重标准形成双重反向对应。这就不仅"在可口可乐与圣战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是某些表面相反的东西却存在着更广泛在更深更远的关系。恐怖大王的崇拜者未必不是美国文化的"追星族";反现代性论者在实际生活上可能更牢固地依着于现代性;越是边缘化也许受着越强的"向心力"作用。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知识分子作为"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尽管"反抗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但他们却忠于资产阶级秩序"。就此而言,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反正都是"性";作用力,反作用力,反正都是"力",可以说"恐怖主义的根源是现代性"。 字串8
       嗜血成性的本·拉登"见美国人就杀"的种族灭绝主义观念比希特勒的灭犹主义有过之无不及,他的下场当然不会更好。山姆叔如不就此反省自身后面还会有更大苦头。塔利班与本·拉登的覆灭之下潜伏着新的世界危机,汤因比在"冷战"期间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法,只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块和棍棒来打。即使把所有美国人从地球上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的贫富两极之基本结构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所有宗教、民族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无不根源于此并随时可能激化,因此即使本·拉登的恐怖组织成员全部被斩尽杀绝,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指望持久太平。正如曼德拉在联合国召开的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上所说:"压迫者与受压迫者都同样被剥夺了应有的人性:当我剥夺他人的自由时,其实我也并不真正自由"。 
       世纪末前后的包括本·拉登在内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新型恐怖主义,它们与各种各样的正教或邪教的"末世论"之流行有关,诸如末日审判、天堂地狱、转世轮回、再生复活等等。在本·拉登的训练营地一方面进行攻击杀灭的训练,一方面灌输这样的思想。使那些执行恐怖任务的殉教者笃信他们为"安拉(伊斯兰上帝)"杀灭带来世界末日的异教徒而死就会升入天堂。所以这些为宗教狂热驱动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充作"人体炸弹"去屠杀无辜。天堂与地狱对应着现实世界的贫穷与苦难。他们牺牲自己年轻生命去杀灭他人的原因正是他们的人民贫穷和苦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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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塔利班毁坏巴米扬石佛群像时奥马尔曾声称:"我对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凡是有悖伊斯兰教的东西都应该被销毁。"正是比"第三帝国"更为独裁专制残暴的种族主义与宗教狂热主义的极端分子的世界统治的疯狂企图带来疯狂的行为。福科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说:"不再由和世界的终结来回溯地显示,人们因疯颠而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而是由疯颠的潮流、它的秘密侵入来显示世界正在接近的灾难。正是人类的精神错乱导致了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景象正是一群执于末世说而丧失人的基本理性妄想世界同归于尽的狂人制造出来的。
       "全球化"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在多国资本中通过种种与政治、军事的联盟联合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者组织也在阿拉伯世界以外,在凡是有穆斯林的地区进行"全球化"运动。正当难以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西方左派把"非我族类"话语融为一种消解本土权力之世界主义之时,同样难以摆脱专断主义的东方左派却把"说不"上升为强化本土权力话语的国家主义。布鲁斯·罗宾斯《比较世界主义》中一文指出:"当我们今天谈到’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化’时,我们不是在命名某种经典的可延伸性,我们是在谈论一种塑造全局的新框架,它既重新估评鲜为人知的文类,也重新估评那些长期为人们接受的文类,它产生出新评判要领和标准,甚至还了那些从不’搞’世界文学和殖民地话语的批评家――影响了所有的批评家,就是说,它改换了批评对精神事业的整体感觉。它所指的知识分子或批评家,好像以一种前所未有而又有点神秘的方式变得具有了世俗性或跨国性或者――用一个有意引起争议的词语来说――世界性。但是这种世俗性或世界主义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进行自我界定、自我合理化或自我辩护的阶段。"  字串2
       在后现代全球化氛围中,当文本主义为泛文化取代,文化以其无边包容性涵盖了一切时,也遮蔽了一切,遮蔽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性、文化身份模糊了阶级分野。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把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中的阶级代言修改成文化身份。在马克思时代"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后现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之民族国家中,"资产者没有祖国"。没有恰当政治和文化上的代言者的工人阶级却有可能在"股票持有者"的梦想中丧失自己,又从自为的阶级返回自在的阶级。诚然,本杰明有一句明言:"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但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当前恐怖主义的批判是两个层面的。正如"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恐怖,如法国1793年,便认为上的革命一概可在"告别"之列。这也就是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不分前现代、后现代之非历史立场。这样看"恐怖"问题必然陷入历史相对主义而失去基本的是非标准。正如利奥塔把"总体"作为恐怖的根源。这样对恐怖主义本源的探讨的结果必离本源更远。而这种话语的"本源"正是那个产生"思维教条"之中心。反现代性也好,现代性批判也好,有一个以什么立场,反现代性中的什么东西的问题。"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把现代性看作前现代性的进步,前者则否认,拒绝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只能仰赖文化批评,变成一种"镀过金"的文化身份之时髦。新老左派无以在"阶级"这个座标系上定位,如无本之木,无根之萍。在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权力话语的地方,知识左派与官方意识形态有着纠缠不清的思想渊源与实际利益关系。英国老左派佩里·安德森期待以一场阿拉伯革命来代替恐怖主义。"革命",有喊"告别"的,就有召唤的,然而究竟来不来不是由喊声决定的,虽然这种喊声不在历史之外。切·格瓦纳没有来,本·拉登来了……"革命"不在其道,邪行必大虐于世。这正是人类在末日前从用石块棍棒厮杀到把剑铸成犁,从"后"到"后之后"并走出"后之后"的一段难耐的过渡时期,以全部失语和聒噪所传达的基本苦难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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