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境的多重建筑与语词的复杂设计：“变”与“化”
胡绳本人对于他的笔法曾有表示：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的观点和（10）。提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未必即可以代表其观念体系（11）（相对于史来讲，这在方法论上其实也有某种切合），况且作为高明的历史学家，胡绳也不可能只在其历史文本中建筑一种语境，而借之建筑的更能真切表明其历史观念的语词亦不会只在单一层面上加以设计。那么，对于所谓的“革命史观”的观察，我们也不应单向线性地进行。
鉴于“农民阶级”是近代史学科中最具历时性的语词且又是通篇于胡绳近代史语境中以多面孔呈现的，我们不妨假之入手，来分析胡绳的历史观。农民阶级，胡绳的确把他从封建势力的场景中搬出，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又是“封建语境”的势力。从太平天国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再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政治语境中的农民阶级被赋予了革命的价值。（12）作为历史学家的胡绳不同于政治家的胡绳在于他虽然承认这一点，但却在特殊场合中又做过如下表示：
“过去说,…（农民）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农民）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具体的人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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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一个语词“农民阶级”，仅仅在政治史语境中的表达，胡绳就做出了两种解释。
貌似冲突的语词使用，其实更真切地反应出了在胡绳整体的历史观中的复杂设计，而正是通过这种设计，才给予胡著的近代史以丰富的语境色彩。
在“革命的价值”中的农民阶级，即使是作为反抗封建势力之另一方地主阶级出现，胡绳也强调他的伟大与革命。因为作为铺设近代半封建政治史底色的历史观点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两大，依据这些规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带有反抗剥削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革命性”当然是理所当然；更何况反过来，如果不这样设计，对于半封建社会的庞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命题就不好处理了。半封建统治势力政治上反动且腐朽凶残，推翻他们的政治反抗既是合乎于情、又契之于理，在漫长的半封建社会，能够反抗且“推翻”他们的只有同为封建势力的农民阶级。
那为什么在《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中，胡绳又做了如是的表达呢？
胡绳必须指出：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具备引导农民阶级来建设共和国的可能。证明这一点，在史实上又有资产阶级的纲领和行动来支持，在上可以用软弱性来支持，可作为命题的第一端。农民阶级，如何用史实证明他们有反抗之勇气与行为的同时，再通过理论来“限制”他们的历史地位？于是可以借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条规律再来证明他们属于小生产者，属于封建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建立共和的任务。这样就给新生的（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未来的共产党“预支”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以作为“中间势力”意义上的农民阶级便出现在拟就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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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意识到了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另一面，为什么不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展现呢？同一个语词的使用，就牵涉到了另一个语词的使用，或许把两个语词及相关语境迭次打开，这个才能够稍微明白，这个语词就是“革命”。
“革命”的历时性不亚于“农民阶级”。胡绳自己时推崇革命的，他不单单是承认革命。胡绳认为：“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了阶级斗争向前的形式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14）
在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之所以不把另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搬到第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那里去，其原因在于“革命问题”。
因为胡绳著作中要凸显“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农民阶级，即便是第一种设计下的，也毕竟属于渴盼“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又往往采用“暴力即武装斗争”的形式。如果把第二种设计绘入第一种设计中，那么固然无法抹去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历史事实，可对于其“革命”的价值评判不免要发生疑问，更可能波及对于“暴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秩序的再调整”这些“革命”伴生物与表征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的承认，而依托于这些“伴生物”与表征支持的革命，无论是在近代历史中还是在近代历史学中（尽管我们通俗的“近代史”的理解两者兼具），都与“1949”有或隐或现的事际关联。
字串9 一旦动摇了“革命”的语词内涵及它使用的语境，那么“改良问题”作为革命的相应问题便会被提出，而“改良问题”更是直接牵涉到了推行它的统治阶级。如果对于近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的问题有了松动，那么对于现实政治的渊源、类属都要产生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对于“改良、改良主义”，胡绳是不松动的。“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方法而言…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重性的。” （15）
改良的历史进步性，其实胡绳也是承认的；但对改良的肯定和承认，必须有其理论的规范。这个规范便是胡绳的现代化理论：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这种意见是可行的。（16）在胡绳的视域中，“现代化也就是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17）胡绳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命题，如果对资本主义化这一语词加以认真分析，那么这个命题也不失并列于“革命史观”的历史命题的尝试。（18）在胡绳先生的历史主义的眼界中：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中间势力的最终取向、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19）不仅如此，“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20）“一切工业救国、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阻力”。（21）
字串3 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胡绳才承认：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框架中，改良主义和中间势力等语词同时支持了胡绳的革命史观，补充了胡绳的阶级史观，以所谓的中间力量这一语词为例，它含有了中间势力这一语词和个体意义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最后“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22）。
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势力，中间力量”等语词支持下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规范和设定了“改良（主义）”等语词使用和设计的可能性范围，而“改良（主义）－革命”等语词的设计和使用，其着眼点在于“阶级”及其子概念，而这一切的总体建筑，则为我们勾勒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幅画卷，而这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彼此交织的宏大的革命图景。
很明显，透过最初的“革命史观”的印象，似可发觉胡绳历史观的有机性与复杂性。其视角中包涵了“现代化理论”，视野中包涵了“中间势力”……种种的一切支持了庞大的革命史观。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胡绳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既有先承、后有传继的大陆史学的主流代表（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对历史人物与政治事件的评价上，都可以在胡绳的著作中找到痕迹；而胡绳的著作，对于史界先贤的阶级等观点还是有所宏益，其理论体系也更为缜密，回应了的进步与现实境况的挑战）。（23）从这里入手，我们似可能进一步地胡绳历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渊源。
字串9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胡绳本人的史学思想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到晚年在《再版序言》与《武汉谈话》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存在，对胡绳（包括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的，乃是其能够联系贯通的的基础。（24）
总而言之，较为准确地研究胡绳先生，既需要历史中的胡绳，还需要文字中的胡绳双重材料。这本非经院书生的阅历与眼界可轻易企及。单就观测文字中的胡绳而言。通读其等身之著也好，精求其典范之论也好，均易各生流弊。倘能虚置文本与时空，转换作者与读者，虽也难于保证不以毫厘之差，终至千里之谬，还是可以在能知、已知、未知的场境中，凭着文字的揣读，形诸已意于笔端揣读的文字；更进一步地切换主体与群体个体的角色，似还可能既解读历史学家的胡绳，又可以解读历史学家们的胡绳，作为历史或史学价值无疑将更为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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