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10年（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21年，也称Archidamian War），交战双方在互有胜负的形势下曲折地较量着。公元前421年底，斯巴达率盟邦与雅典签订了“尼西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 也曰50-year truce），约定保持和平50年等。但由于此次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战争的任何，仅6年的短暂和平之后，双方的恶战又以雅典远征西西里而再度爆发，至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全部失败、斯巴达代取霸权而结束。 字串4
在这场长达27年的内战中，阿提卡遭遇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人6次大的军事浩劫（时间分别为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30年、公元前428年、公元前427年、公元前425年、公元前413年）。战败的雅典，城墙被毁，海军被征服，投降并接受斯巴达的领导。虽然在斯巴达称霸期间，雅典曾不断与科林斯、阿果斯、底比斯等结为盟国，进攻斯巴达，甚至在公元前378年联合70多个城邦组成第二次雅典同盟。但是，希腊世界的格局已时过境迁，雅典曾拥有的优势逐渐逝去。内战的失利，致使雅典民主倾覆，瘫痪，爱奥尼亚等小亚细亚诸城市不得不因内战而拱手奉还给波斯帝国。雅典丧失了阿提卡以外的所有殖民地，再也无力恢复往日的霸权。古史专家弗雷斯特不无惋惜地说：“27年的艰苦鏖战之后，雅典被斯巴达击败，沦为到斯巴达之下的二等地位，雅典从中心舞台衰落下去。”[1](p.41)至此，雅典城邦犹如落日余晖，行将终了，雅典城市随之破败。 字串8
其一，工商业经济的凋敝。
雅典城邦因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凋敝。远征西西里期间，雅典有2万多名奴隶逃亡，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手工匠，雅典的制造业因此而元气大伤。公元前4世纪以后，以雅典最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业而论，精美陶器的制作与绘图工人始终没有超过古典盛期200人的规模。[19](p.109)另考古资料显示，此时雅典出口至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陶器之总体状况虽然变化不大，但其出口到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陶器数量明显下降。雅典的传统贸易已逐渐失去优势。[20](p.32)个中缘由，固然与这一时期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希腊殖民地已经可以自己制作质高量多的陶器而无需从雅典大量进口有关，但也与战争对东地中海商路和整体贸易环境的破坏不无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仿以粮食贸易为例。古典时期，雅典是一个必须依赖粮食进口的城邦。控制黑海、意大利等出口粮食地区的贸易通道，维护和保持对外贸易的顺畅，对于雅典的粮食供给，乃至城邦的安危尤为重要。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试图阻止自埃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运粮船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是，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雅典的走向，由雅典城邦掌控的以雅典城市为支点的海外贸易路径，逐步被斯巴达及其盟邦占据。雅典的粮食进口，不再是一路畅通，顺达无阻。在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时候，其粮食进口就颇费周折。据修昔底德记载，“自尤卑亚运来的粮食，过去是从俄罗普斯（Oropus）运上岸，经过德西里亚（Decelea），由捷径运抵雅典；而现在必须花很大运费，由海道绕过苏尼昂（Sunium）岬角，才能运抵雅典。”面对如此贸易窘境，修昔底德不禁慨叹，“现在的雅典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要塞（a garrisoned fortress）。”[4](Ⅶ.ⅩⅩⅧ)公元前387年，斯巴达得力于波斯的帮助，控制了雅典通往赫拉斯滂的生命线。[21](p.73)雅典对外贸易的黄金通道尽由别人掌控，粮食供给等出现严重问题。[22](pp.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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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民主政治的倾覆。
长期的战争加速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23](pp.138-141)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和制造武器的作坊主等在战争中投机经营，更加富有。而许多公民却因战乱和时局的动荡不安失去了土地，贫困破产，背负沉重的债务。流浪无业的公民人数不断增加，公民的特权地位和优势逐渐被废弃。作为公民集体的城邦已无法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矛盾空前尖锐。[23](pp.151-152)加之残酷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发生的大瘟疫等灾难，侵蚀了公民的品性，败坏了公民的道德。公民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乃至完全丧失。[4](Ⅱ.LⅠ;LⅡ;LⅢ;LⅣ) 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被处死。公元前399年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一例。民主政治已失去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精神支柱。因此，“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民主政治生活活跃于城市，公元前4世纪，……政治不再是人们的自觉意识，犹如战争成为一种特殊人群的职业，政治也逐渐成为诸如德谟斯提尼等职业演讲家们所关心的事情。社会精英不再等同于政治精英（the political elite），城邦的政治事务逐渐被个人事务所替代。”城邦民主政治所依赖的“公民集体”分崩瓦解，失去其赖以存续的公民基础。[23](pp.144-145)[1](p.117)
此外，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党争纷起。伯里克利去世后，公民大会的领导权逐渐落入克利翁（Cleon）、阿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等名望较低、更为自私者的手里。一些怀有个人野心的政客（demagogues）成了民主派的领袖。他们惯于哗众取宠，置个人和党派利益于城邦之上。[18](p.11)昔日由民主政治所保障的雅典城市的稳定局面，代之以无休止的紊乱。公元前415年起，雅典的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异常激烈。西西里战争之后，雅典“被迫放弃民主政治而建立起四百人政府”，[8](ⅩⅩⅨ,1)公民权利仅限于5000人。不仅国家公职无薪，公民的公共政治生活也基本停止，“国家收入，除战争外，不得用于任何别的地方；国家的一切官吏在战争时期均为无薪俸的，唯担任九执政官和主席职位者，每人每日得3奥波尔；……”[8](ⅩⅩⅨ,5) 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雅典寡头派在斯巴达的支持下两度执掌雅典政坛。民主派人士惨遭无情迫害，公民权仅限于三十寡头统治（An oligarchy of the Thirty Tyrants）所指定的3000人。[24](p.10)这些寡头派“当他们在国内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他们就对任何公民都下手了，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在于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1500人。”[8](ⅩⅩⅩⅤ,4)公元前403年，雅典虽然继三十寡头统治之后又恢复了民主政治，并且为纪念民主政治，还设定自此以后每年的波得罗密翁月（Boedromion，公历9月）的第12日为民主日，[24](p.353)但是，雅典已失去往日民主政治“大本营“的威力。战后又夹杂着“亲马其顿党”和“反马其顿党”的斗争。雅典城市不再是城邦公民追求和享有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生活之舞台，而是党争与权力倾扎的战场。设置在雅典城市的民主政治机构于纷乱的党争中遭到破坏，不能有效运作，城邦奴隶制民主势力从此旁落。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于克罗尼亚（Chaeronea）之役征服曾经辉煌至极的雅典，雅典城邦的独立地位不复存在，沦为马其顿统治下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人伺机起义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但以失败告终。从此，雅典一蹶不振，直接民主制宣告终结。
其三，公共文化生活基本停滞。 字串1
由于内战的消耗、破坏及雅典人的最终失利，雅典城邦的公共文化生活逐渐失去必要的物质保障。加之市政广场（Agora）、剧场、厅（Odeion）、柱廊（Stoa）、健身房（Gymnasium）、摔跤场（Palaestar）、田径场（Stadium）等主要建筑于城市的公共文化生活设施毁于战火，一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因战乱而流亡他乡，或走上前线，浴血抗战，无暇顾及文化创作，以及因战乱而致的其他人才资源的失缺等，使得依托于雅典城市的宗教节庆、戏剧演艺、竞技比赛等公共文化活动基本停滞。例如，为了保卫家园，才华横溢的“悲剧之父”埃斯库卢斯（Aeschylus,公元前524～公元前456）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萨拉米海战（公元前480年）和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等三大战役。一位卓越的戏剧大师尚且屡遭战事的纷扰，更不用说一般的公民战士。许多优秀的公民在常年不断的征战中丧生。亲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杰出史家修昔底德惊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4](Ⅰ,ⅩⅩⅢ)雅典城市酒神节期间通常要上演5场喜剧，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只演3场。公共宗教节庆的祭仪游行（Formal procession）、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等竞技，以及戏剧演艺、歌唱、舞蹈、朗诵、音乐等赛会，皆因战乱而基本停歇。如此以往，雅典城市不再是城邦公共文化生活的园地。战争对雅典城邦公共文化生活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史家习惯于把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实，这场战争对于雅典城市的影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城市于希腊古典时期的云烟氤氲之中不可逆转地衰落了。
小 结 字串6
通过前文的论析可见：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深刻影响着雅典城市的盛衰。历经战争成败考验的雅典城市，是雅典城邦兴衰浮沉的晴雨表。古典时期的两大战争之所以对雅典城市乃至雅典城邦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与雅典城市作为城邦的军事中心分不开的。从阿提卡和雅典来看，出城迎战，回城坚守，撤出城市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皆是以雅典城市为中心，进退攻守，运筹帷幄。希波战争中，面临波斯人的入侵，雅典人以退为进，“决心放弃他们的城市，拆毁他们的房屋，登上他们的船舶，全部人民成为水手。” [4](Ⅰ.ⅩⅧ)伯里克利的战略、战术，明显是以雅典城市为中心。已故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指出，“伯里克利的战略，在陆上是坚壁清野，必要时放弃，以全力守住雅典城；在海上是维持航路的畅通，保证海外的粮源，同时以海军攻袭伯罗奔尼撒沿岸，封锁它的重要港口，使敌人不堪消耗，疲惫求降。”[25](第75页)当伯罗奔尼撒人于公元前431年第一次入侵阿提卡时，伯里克利要求雅典人所作的作战准备之一，就是将郊外的财产迁入城内，并要求人们不要出城求战，而要入城固守城垣。[4](Ⅱ.ⅩⅢ)雅典人最终接受了伯里克利的意见，携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品、木质家具等从郊外搬进雅典城内，而羊和雌性牲畜等，送往尤卑亚和邻近岛屿。[4](Ⅱ.ⅩⅣ)有西方学者认为，雅典人这一次听从伯里克利的建议，从乡村迁移至城市。这是一次“的统一”（physical synoikism）过程，不同于提秀斯的“政治统一运动”（political synoikism）。[26(p.168)当然，人口过于集中到城市，也是加剧此间瘟疫流行和死亡人数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提卡和雅典同样仰赖城墙防御而将居民迁移于雅典城市和庇里尤斯港。阿提卡半岛先后遭到伯罗奔尼撒人6次侵掠的主要地点虽然是阿提卡的乡村和雅典四周的平原，但是，入侵者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此，而是希冀通过破坏乡村的粮田和房居，包围或封锁城墙，一方面形成对雅典城市的围攻之势，另一方面迫使已入城的雅典人在丧失乡村家园和粮食田产后，人心涣散，不思守城之战，进而最终攻取雅典城市。恰如修昔底德所的那样，当阿卡奈人（Acharnians）自己的财产已经丧失，“他们更不会愿意为着别人的财产来冒生命的危险；因此，雅典人的意见就会不一致了。这就是阿基达马斯的策略，……”[4](Ⅱ.Ⅹ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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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雅典城市不仅是战争中备受劫掠的中心，将士出征前的祭祀活动、为商议战争或媾和等重大战事而召开的民众大会、战后的祝捷庆贺或为阵亡者举行的葬礼等诸多战事活动，也都是在城里进行。这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古希腊著名史家的笔下多有记述。 字串2
综上所述，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不仅是雅典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其军事中心。不论是对波斯的战争，还是与斯巴达的内战，雅典城市始终是战争攻守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战争的成败直接决定了雅典城市乃至城邦的命运。随着城邦的衰亡，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难以再兴。公元前3世纪中期，希腊化城市在罗马的征服中大多化为丘墟，直至罗马帝国建立，城市又在和平与宁静中缓慢复苏，罗马帝国的城市化运动则是这种复苏的表征，如艾伦勃所言：“希腊化文明最重要的后果，不论是对基督教还是对罗马而言，最终是城市在起作用。”[27](p.251) 字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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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ank J.Frost:Greek Society. D.C.Heath and Company.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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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ucydides.本文引用古典文献未注明出处者，皆据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希腊文和对照本。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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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lutarch:Cimon.. 字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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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ate, second edition,London 1969. 字串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