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具体原因
上文我们主要是从一个个案的角度对血缘、姻缘的博弈过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指出了利益导向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在这场博弈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一个个案远远不能说明，下面我们着重从家庭内部关系、家庭继替关系、婚姻圈的变迁等方面对姻缘地位的不断提升进行归因，具体探讨一下利益导向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导致现阶段血缘关系下降，姻缘关系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家庭内部关系的变迁。
家庭内部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家庭关系重心的转移和家庭关系的平等化两个方面。
费孝通认为“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连的关系——夫妇和亲子”[10]，也就是说家庭关系主要是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组成的，其中夫妻关系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是姻缘的缩影，而亲子关系是一种纵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缩影。共存就意味着矛盾，两者总有一个要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个则要居于从属地位。传统的农村社会注重的是亲子而非夫妻关系，婚姻的缔结不过是传宗接代，“上以继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一种手段，在极端的情况下，妇女的地位甚至与生育子女的数目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姻缘关系不被重视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断的弱化，而家庭的生产、娱乐、消费等功能得到了突出，婚姻的质量正在不断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的重心正在不断有亲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调查显示，在农村社会亲属关系中，按关系的构成比重依次是配偶（42.9%）、兄弟姐妹（16.5％）、父母（11.8％）和子女（8.8％）[11]，夫妻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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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夫妻关系上，男子集权正在向男女平权过渡。主要体现在：（１）家务分工的平等性。现今“甩手丈夫”越来越少，夫妻之间逐步趋向合理化分工（２）家庭决策的协商性。在重大礼仪活动的操办、大宗消费品的购买、家庭投资、子女职业选择等方面妇女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３）家庭的民主化。夫妻双方消费基本持平，妻子经济相对独立。（４）闲暇生活的独立性。女性逐步从操持家务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夫妻双方特别是年轻夫妇之间平等的享受闲暇时间。[12]家庭中女性地位正在不断的提升。
在亲子关系上，家长集权制正向民主制过渡。父母在家庭中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在婚姻、、职业、交友等活动上具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父母的力在不断减弱。特别是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大部分年轻人为“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或“完全由本人决定”，父母包办婚姻已非常少见。在包办婚姻下，联姻家庭一般属于父母的社会关系圈，而婚姻自由的情况下，联姻家庭一般属于子女的社会关系圈，由于婚前双方便早已熟悉，结婚后向姻亲关系偏重的比例也就大大增加。
总之家庭关系的变迁，使夫妻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子女在家庭中的自由度也在不断得到增强，这些都有利于姻亲关系地位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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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继替关系的变迁
建国后随着分家现象的普遍化，家庭继替关系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农村社会在家庭继替上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财产的分配、义务（如赡养义务）的履行是约定成俗的，因循着“习惯法”，有着固定的继替标准。这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纷争的作用，即使分配不公，义务的履行不等，因为祖辈们也是这样的，人们在心理上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平等的原则上升到了的高度，成为了日常生活规则的重要标准，而平等作为一个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其标准是难以衡量的，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种情况下，在家庭财产的分配和赡养义务的履行上所产生的利益纷争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对血缘关系的“杀伤力”是难以估计的。现在农村社会，因利益之争而导致“兄弟隙于墙”“父子对簿公堂”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血缘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而姻亲关系之间，既不存在财产继承上的纠纷，也不存在义务履行上的矛盾，在血缘关系因利益之争被弱化的情况下，姻缘关系的情感维系作用、互助作用便得到了突显。
（三）婚姻圈的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通婚圈范围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不断扩大，而是在不断的缩小，并且村内通婚和邻村通婚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青睐。霍宏伟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落的通婚范围的发现建国后农村社会婚姻圈的变化趋势是一条起始上下波动，后半部分不断下滑的曲线。（见下表）
字串3 数据来源：霍宏伟《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研究》
特别是1980到1990年这十年，婚姻范围的平均值已有7里降到了5.87里[13]。婚姻圈的缩小，直接带来的就是姻亲之间的互动成本降低，互动频率加大，姻亲地位不断提升；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同村内血缘宗族正在由聚族而居向分散居住转化，宗族圈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宗族成员的互动频率在减少，宗族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
（四）择偶标准的变化与离婚自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年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补”的心理使然，“人们不仅更关注学历、职业、健康、事业有成绩等隐性的能转化为物质潜能的因素，同时依然注重住房、收入、财产、积蓄等现行的经济实力，人们对物质生活在夫妻关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体验。”[14]由此可见，择偶标准中利益考虑仍为首选，情感需求仍居于次要地位。这种利益导向使人们在择偶时，自觉不自觉的把对方的家庭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相对比，并把对方家庭在经济、权利、声望等某些方面的特殊优势作为择偶的重要标准，姻亲的这种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性”也为将来向姻亲的倚重埋下了引线。
姻缘关系具有获致性的特点，这就使姻缘关系既可以通过法律的缔结而确立，也可以通过法律而解除，并且现在人们在离婚上越来越自由，“合则来，不合则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离婚特别是女子离婚不再承受来自双方家庭、单位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再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在这种情况下，离婚率不断的上升，人们的婚姻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婚姻中感情的维系和调试也越来越受重视。而血缘关系由于具有先赋性，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正是这种永恒性使人们往往忽视了对它的调试。历时一久，血缘认同必然下降，姻缘认同必然上升。
字串5 四 结论与预见
（一）从以上的个案与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血缘与姻缘的博弈过程中，导致血缘地位下降、姻缘地位提升的根本性原因就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们价值理性的不断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断加强。价值理性由于过分注重过程而忽视结果，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理性，只适用于血缘地缘这种初级组织。而工具理性它包括了对目标、利益以及达到利益的手段的全盘考虑，具有普遍性，可以适用于正式的组织以至整个国家、全世界[15]。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化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说，血缘认同向姻缘认同的转化是值得肯定的。
（二）随着人们价值理性的不断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断加强，我们可以预测，当血缘姻缘关系不足以满足个人对稀缺资源和合作的需求时，人们就会冲破血缘姻缘的樊篱，转而在亲属关系之外建构新的社会关联，启用新的社会支持。以家族为例，先是以血缘成员为核心，然后是姻缘成员的加入，现在朋友、乡亲、熟人正在家族企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终随着亲属成员的不断减少，“外人”、生人的不断增多，家族企业必将完成向现代企业的转轨。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传统的信任结构的影响，人们在建构这些关联时，并非以契约、协议为中介，而是通过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来的业缘关系转化为类似血缘的关系即拟似血缘关系，从而使之融入“差序格局”范围内[20]。这就出现了一种正式关系非正式化的趋向。同时由于“差序格局”的范围不断扩大，就像“摊大饼”一样，饼越摊越大，也越摊越薄，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率减少，感情的密度不断降低，这又导致了一种非正式关系正式化的趋向。两种趋向互动使“正式关系带上了更多的人情味，同时也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16]。
字串9 （三）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虽然现代社会削弱了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17]由于血缘的先赋性以及农村聚族而居的状况，血缘始终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之中 ，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起着重要的情感维系作用。只不过这种维系作用正在从“事件性”领域不断退出，主要集中在农民的婚丧嫁娶等“仪式性”的活动和日常生活领域。血脉不断，亲情就不断，“血毕竟浓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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