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ｓｈù＠⑥褐不完，ｈáｎ＠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赌博成份。还有的商贾携娼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ｘｉ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字串8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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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有什么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 〕， 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字串5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字串4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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