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也许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明确地成为激烈争夺的基本资源，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自觉已经决心要永远结束某一种文化的权威乃至霸权地位，而且这股来势凶猛的潮流业已得到它的命名：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
本文将要探讨的文化多元主义限于过去十年中主要发生在第一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一场文化大论战。①这是一场狂欢节般的论战，形形色色的\"文化左派\"们结成彩虹大联盟（RainbowCoalition），②向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发起前所未有的凌厉攻势,举凡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有共谋之嫌的文化经典、文化表象、体制、叙事及民族认同等等，无不受到严厉的质疑和无情的拷问。一时之间，差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高奏胜利的凯歌，而同一性，同质性和普遍性则显得左支有细，溃不成军。就在苏联集团土崩瓦解，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告终之际，第一世界内部的文化左派，凭借其微观（micropolitics），险些创下\"美国解体\"的奇功。①相距万里之遥，难免隔雾看花，不易把捉此中究竟。
文化多元主义，对于处在边缘地位的群体来说，就象无边的荒野中一片百花齐放的文化乐园，既是一种诱人的承诺，又是其拖延已久的兑现。在自由主义者断言\"历史的终结\"之后，更主要的，在后主义对\"启蒙\"，\"进步\"与\"解放\"的宏伟叙事（grandnarrative）作出不可调和的决裂姿态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人人终将各得其所的代用乌托邦。显而易见，从主流的或保守的观点来看，文化多元主义无异于文明的灾难，一场摧毁一切价值及其标准的\"文化战争\"，典型地体现了后社会向\"新部落主义\"的野蛮倒退。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激进性持怀疑的批判立场，他们坚持总体性的，在文化多元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发现了某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共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文化多元主义不过是杰姆逊（Fredrick Jameson）所谓\"颠倒的太平盛世说\"的一种表现形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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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薄西山的欧洲中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顾名思义，是相对于文化一元主义（mono－culturalism）而言的。不过，在当代文化政治中，后者有其特定的所指，即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因为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来，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占据霸权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文化多元主义者正是在颠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下集结起来的。诚如斯坦姆（Robert Stain）和肖哈特（Ella Shohat）所言，\"文化多元主义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概念。离开后者，文化多元主义只是世界文化的大杂烩；离开前者，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有可能导致现存等级结构的颠r倒。\"①
按照文化多元主义者的一般理解，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乃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产物，在这个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列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霸权（hegemony）。在他们看来，现代殖民主义与古代世界诸帝国的侵略征伐与殖民扩张有一个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的全球规模，它的让全世界都臣服于一个\"普遍\"真理，迫使所有异质文化都纳入一个\"普遍\"的规范模式的权力意志。换言之，不能把欧洲中心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应当理解为主宰全球的那种种族中心主义，即欧洲中心主义。与此相应，文化多元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全球文化的非殖民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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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预言道：欧洲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一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对于这段话，文化多元主义者大概可以同意一半，然后他们会坚持作一点不可或缺的补充和修正：即现代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掠夺与剥削，政治上的奴役与压迫，而且是一种压运牲的文化生产，一种不平等的文化表象关系，以及一种体制性的话语／权力实践。在他们看来，这里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触及不到的一个死角或盲点，即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谓的\"殖民主义文化语境\"。①实际上，这种补充已经导致了主题和重心的转移：从政治经济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移和从阶级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转移，在此转移过程中，种族起着枢纽的作用。用美国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韦斯特（CornelWest）的话来说，就是\"把种族置于次要地位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
霍米·巴巴在《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中指出，后殖民（文化多元主义）批评旨在揭露以下三种\"社会病理\"：一、在争夺现代世界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斗争中，文化表象之间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力量对比关系；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为不同的（常常是弱势的）国家，种族和民族设定一个霸权主义\"规范\"的；三、揭露现代性的\"理性化\"过程是如何掩盖和压抑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的。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社会病理现象都\"再也不能捆绑在阶级对抗这个轴。已上，而是爆裂为无数历史偶然性的碎片。\"可见，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实质上是用一种新的文化主义语言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除了马克思本人的种族主义嫌疑之外，主要在于它和资本主义一样接受了后启蒙主义的或现代性的世界观，只不过是把它颠倒过来，以为只要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在经济层面解决问题，其他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据说这种经济主义不能包含人类最深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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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美国黑人压迫的特殊性》一文里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在分析了美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关于黑人所受压迫的四种解释之后，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主义总体论框架无法揭示这个问题的特殊性，必须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分析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分析加以全面改造，因为马克思主义被认为特别不适合于说明文化表象和文化差异的建构机制。②在当代文化批评中，\"政治\"多少可以说是一个被过份滥用的词汇，眼下我们遇到的这个叫做表象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赛义德（Edward Said）的名著《东方主义》，一方面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的表象／权力关系模式从欧洲社会内部移置到后殖民主义的东／西方视野之内，另一方面将线性的历史叙事的时间关系置换为中心与边缘，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空间关系，成为此后表象政治公认的楷模与奠基之作。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表象政治来说，引进经过福柯和德里达重新阐述的新尼采主义权力概念和差异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文化表象的差异决不仅仅是你用筷子我作叉子吃饭的问题，而是哪一种属于\"人\"的进餐方式的问题。换言之，权力与差异关涉到区分高下，文野的规范或价值标准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种族、社会及文化差异曾经长期被用来充当欧洲中心主义合法化的工具，被用来证明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只是在引进了新的权力概念之后，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神话才被打破，文化差异才开始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节再详细分析。
字串4 按照文化多元主义的表象政治，欧洲中心话语建构了一个全球规模的文化秩序的等级结构，既生产西方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也生产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性，即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世界秩序的顺民。即使在直接的殖民统治和赤裸裸的种族隔离制度春终正寝之后，欧洲中心主义所支配的思维与感知方式，以及凝结在文化表象中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依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触动。相反，在告别了海盗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它的普遍真理的地位反倒愈加巩固和不证自明了。首先，欧洲中心主义，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绘画，是从某个单一的特权视点来审视世界的。它把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欧洲（作为世界的中心和唯一的意义源泉）和剩下的其他地区（全部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它运用一套复杂的语言／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我们的）文明与（他们的）野蛮，（我们的）国家与（他们的）部落，（我们的）与（他们的）迷信，（我们的）先进与（他们的）落后，等等。世界现代史就是围绕着这条文野分界线同时展开的全球分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欧洲中心主义还从时间上设定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叙事：从古希腊城邦，罗马帝国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欧美资本主义，这个叙事开始于并终结于欧洲经典文化。欧洲成为命走的\"天之骄子\"，整个非西方世界被划入没有历史的惰性存在。这个历史叙事不仅抹掉了欧洲文化自身的杂交性（hrbridity），而且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殖民主义与西方霸权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欧洲\"进步\"的动力仿佛完全出自其内在的源泉：科学理性、新教伦理、工业革命、个人主义、议会民主、市场经济。一位右派学者说：\"欧洲正是凭借这些伟大成就让第三世界垂涎三尺的。\"①现代化理论把它们作了中性化处理之后悬为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指标和目标。
字串2 最后，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特殊文化即西方文化的普遍化，它时而利用其种族优越性把自身作为规范强加于内部及外部的他者（the other），时而又掩盖其种族性使自身成为一种\"隐形规范\"（invisible norm）。例如，在西方语言里，有色人种（people ofcolour）一词并非指人人都具有某种肤色，而是专指白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种。作为一个种族主义修辞策略，它不仅有效地将白人与非白人安置在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之中，而且还非常神奇地使\"白色\"作为一种肤色隐而不显了。这样一来，与非白人相对待的往往不是白人，而是\"人\"及其（不加时空限定的）文化，真理、价值和理性。一般而言，在殖民主义时代主要使用种族优越性策略，而在非殖民化之后或新殖民主义时期，\"隐形规范\"发挥。主要作用。当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兼而有之。
在文化多元主义论战中，文化保守主义者拼死共守的一个信念是：西方拥有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包括从苏格拉底到维持根斯坦的，从荷马到乔伊斯的文学。这些文化经典，用马修·阿诺德的话来说，是\"世界上已经认识和思考过的最好的东西\"。①著名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认为，西方国家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都应当清熟这个精神传统，因为他们的国家乃至他们个人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但是，西方文化不是西方可以独占的财富，它同样属于任何愿意提高自己的教养和文明水准的个人与群体。因为它包含着或者说体现了普遍的人类旨趣与价值。在这方面，任何其他文化都不能望其项背。②换言之，西方文明之为某些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的历史建构，并不妨碍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而且即便有着令人遗憾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历史，这种普遍性的基础决不是什么文化霸权，而是其无与伦比的内在价值。
字串8 前美国学会主席海亚姆（John Higham）在《文化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一文里，甚至将这种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概括为\"美国普遍主义\"（American Universalism）。据说，这种特殊的普遍主义，作为美国的建国原则，立足于（自来欧洲启蒙主义的）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而非世袭特权，其要义在于承认所有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以及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海亚姆确信，\"这些原则不仅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且最终应当传遍全世界，因为它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而赢得了普遍的拥护和认同。它既是例外的（即美国的）又是普遍的。\"③在他看来，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其说是反抗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不如说是证实了美国普遍主义的生命力。可惜的是，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出现了马尔科姆·X这样的新型黑人领袖，他们操着种族权力的语言，拒斥普遍人权的理想，将种族差异绝对化，结果反而取消了平等主义的目标。海亚姆的指控是否属实，我将在下一节里再来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欧洲起源和普遍性的双重肯定，在我看来对文化多元主义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驳海亚姆是很容易的。一位少数民族批评家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指出，海亚姆的双重肯定正是其维护西方文化霸权的惯用手法，即\"制造一种狭隘的特殊文化资本，使之成为每一个人的规范性参照，同时仍然保留为一小撮特权种姓的财产。\"①应当注意到，除了激烈的语言和激进的姿态之外，这种反驳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交锋，而且这也不是普拉特一个人特有的问题。文化多元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拒斥任何普遍性诉求，但我从未见过有人具体地解构自由、平等、人权等范畴的普遍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以自由、平等为幌子而行其文化霸权之实，文化多元主义才是真正为自由、平等而战的，那么它就不仅必须承认这些范畴的普遍性，而且必须认真对待它的欧洲起源；如果文化多元主义从根本上柜斥自由、平等范畴，那就等于瓦解了它自身赖以立足的基础。换言之，这里存在着文化多元主义不愿意正视的一种窘境：它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正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范畴，它所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越是证实了这些范畴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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