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破，差异／认同就是立，联结二者的枢纽则是平等的原则。所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把文化多元主义概括为\"承认的政治\"（ politics ofrecognition），是大致不错的。如果说我作为一个人是由我的文化造塑而成的，那么承认我是一个平等的人，就意味着承认我特有的文化的平等地位。然而，成的是，这个承认者是谁（或什么）？也就是说，文化多元主义向谁（或什么）要求承认？这个（往往未经明言的）承认者的权威及合法性从何而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不能一面打倒文化霸权（因为你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一面又要求它承认你的文化差异（因为这样一来你又承认了它的合法权威）。但是，除了现存的权力体制，你还能向谁要求承认呢？不管差异／认同政治多么好勇斗狠，它对现存权力体制的依赖都比它所承认或想象的要深得多。
三、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
我在上文曾经提出文化多元主义何以能够轻易取胜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承认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和文化多元主义者所谴责的那个一体化和同质化的．世界似乎相．去甚远。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霍尔倍（StuartHall）说，今天你再也不必每天都吃煮牛肉、胡罗卜和英国布丁了。在一个周末登上喷气客机，周游世界一遭，你可以吃到十五种不同的异国美味佳肴。你决不会抱怨到处都遇到同样的东西，仿佛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小美国\"。相反，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各具特色，你可以尽情地享受文化差异和多元主义的美妙乐趣。①这种看法背后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它的生产和文化生产的关系，作出了一种与文化多元主义截然不同的诊断。除了霍尔之外，杰姆逊和哈维（David Har－vey）的后主义，德里克对后殖民话语的批评，都是立足于这一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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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言，被称为晚斯资本主义，无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全球资本主义，其最重要的特点据说是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与灵活积累（flexibleProduction／accumulation）。这种灵活生产／积累是建立在所谓\"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的跨国化和全球化。在这个新阶段，资本、技术和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为了寻找资本的最大利益以及不受与政治干扰的自由，经济生产似乎在不停地改变其位置（所以叫做灵活生产）；同时这种生产不再一味遵循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的逻辑，而是针对不同的群体乃至个人的生活风格进行小批量的即时生产（所以又称为灵活积累）。把全球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是高度集中且权力日增的跨国公司，它使民族国家从内部控制经济的权力受到限制，以致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民族国家已经衰亡，世界进入所谓的后国家（postnational）时代。但不论如何，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非中心化的确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与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有某些相似之处。最后，资本主义基础结构的深刻变动伴随着意识形态与文化生产的深刻变动。德里克指出：\"资本跨国化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观念。资本主义叙事再也不是欧洲的历史叙事；非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现在要求建构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历史。换言之，同经济的零散化相对应的是文化的零散化、或者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术语，叫做文化多元主义。\"早在 8 0年代中期，杰姆逊就断定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或文化的主导因素（ culturaldominant）。德里克承认他不过是把杰姆逊（还有哈维）的结论扩展到文化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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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是第一世界的文化左派所梦想的那种多元文化天堂。它首先是资本为确保其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与运作而不得不包容文化差异，即跨国资本必须适应，迎合和利用文化差异来保证自身的增殖；其次，文化差异为了招徐资本同样必须改变甚至扭曲自己。帕雷克认为资本对文化差异的宽容仅限于它能够控制的范围。①正如全球资本主义使人类达到空前的统一同时又是空前的分裂，它也是一个同质化和多样化齐头并进的过程。无处不在的可口叮乐和无限多样的民族／地区文化不可思议地携起手来。这种全新的现实使文化多元主义的激进性和颠覆性化为乌有。不仅如此，它还必须考虑它自己与全球资本主义可能的和实际的共谋关系。杰姆逊指出：\’如果某个统治阶级的思想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的（或统治的）意识形态，那么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的风格和话语的多样化领域。\"②当文化多元主义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过去的统治意识形态时，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维护了今天的\"不露面的主人\"，至少它对这种可能的关系缺乏反思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是不是过于严厉了？有没有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缺少必要的辩证立场？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多样性和多元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胜利\"所做的，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它不仅是对第一世界文化左派的批评，而且是对每一个声称自己的独特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警告，它们那种\"现代化加民族文化\"的模式完全不能摆脱跨国资本的包容性和新殖民主义的收编策略。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他们至今还没有拿出一套完整有效的对策。杰姆逊、德里克等人所设想的\"全球无产阶级\"（global proletariat）只是一个近乎海市蜃楼的幻影。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究竟何在？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拿出一个可信的和可行的方案，它就只能是盖茨所说的那种\"弥赛亚式的悲观王义\"（Messianic pessimism）。①
字串6 在所谓的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的低潮，在这样的时刻仅仅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地面对历史教训以便重整旗鼓，例如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而沦为强制性教条的问题，计划经济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扼杀人的积极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和社会化问题，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蜕化为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萎缩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问题，等等。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取决于能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冷战后社会主义的低潮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唯一合理的普遍的生活方式。普遍繁荣和普遍平等只是跨国资本的新神话，其实质在于以世界新秩序的名义推行全球范围的新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将会促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一世界国家的被压迫者重新认真地考虑社会主义的可能的前景。在我看来，在第三世界国家要特别注意防止社会主义蜕化为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在第一世界则必须超越小团体的微观文化政治。由于本文主要涉及第一世界的文化讨论，我将以对后一个问题的分析来结束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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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政治是福柯的术语，有时候也称为关于权力的微物（microphysics of power）。福柯认为权力并非来自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心，而是来自底部来自无数个点，它仿佛是某种自在的东西，你很难说谁拥有或掌握权力，权力的作用方式是通过无数匿名的话语和体制的播散。按照这种权力理论，夺取国家政权和改变所有制的性质都无济于事，权力的动作在这些新体制中依然故我。所以左派必须放弃传统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阶级政治而代之以微观政治，即通过话语分析对权力体制进行散点的和局部性的颠覆。据说这样就不至于在推翻一种暴政的同时代之以另一种打着不同旗号的暴政。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同时拒斥\"启蒙\"（资本主义的宏伟叙事）和\"解放\"（社会主义的宏伟叙事），原因即在于此。这种左右开弓的策略是60年代以后第一世界新左派的基本特征。这里面既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包含了对斯大林肃反到勃烈日涅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拒绝认同。这表明微观政治是西方新左派在冷战结构的裂缝中找到的第三种道路，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对一切中心和稳定的意义结构无休止的解构。它认为任何总体性思维方式都和政治上的权权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已不再适合充当左派的理论武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结构主义成为各种后现代文化政治的主要理论资源。
字串8 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消声匿迹，马克思往往和尼采、弗洛伊德同时作为权威加以引证。使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奇怪的是，马克思和另外两位巨头一道成为激进的\"文化\"批判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文化转向\"，据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看法，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步发生的，经过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Lout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而大体完成。另外，大约从 70年代起，葛兰西超出意大利具有越来越大的国际。葛兰西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文化革命及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他的许多概念如领导权、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历史联合体（historicalbloc）等。都成为新／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宝，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结合提供了基础。这种新／后马克思主义的矛头首先指向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本质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发展理论，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等。在完成了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和阶级政治的解构之后，新／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社会主义策略是，在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联盟关系，形成没有内在本质的历史联合体，在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而非政治社会中进行阵地战，其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夺取文化领导权。①这种新葛兰西主义的阵地战与后结构主义的微观政治的异曲同工之妙是一望可知的。 \"应当承认，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文化批评，在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方面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就。但即使撇开杰姆逊、德里克等人的批评，在后冷战时代它们也面临着要么被世界新秩序消化吸收，要么改弦更张重建理论基础的选择。如果是后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在我看来，首要的任务就是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吸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如世界体系与依附理论）的新成果，全面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帕雷克指出，文化多元主义不应当理解为不同文化在数量上的多元性，而是创造一种多样化的公共空间，让不同的群体既能够按照其自己的方式生活，又具有足够的自由和信心参与对话。要进行这种对话，某种社会主义经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同化主义动力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固有的，超出一定的控制范围，它就不再能够容忍差异性和多样性了。换言之，文化多元主义的理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不仅应当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为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应当消灭文化与权力的结合，让每一种文化差异都成为共同价值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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