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挫折，导致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性的热烈争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甚至有人发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呼喊。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反对派阵营的则是一片欢声笑语和庆祝的声音，1989年，国际社会风云突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在即，时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年仅36岁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nyama）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的终结？》（《 End of History？》）的文章，并于1992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
在该书扉页上的两句话表达了此书的主题：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经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向完成。的世界形式不只是冷战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已经是人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形式。
这篇文章的发表，特别是著作的出版，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东方到西方，一些陶醉于社会主义失败喜悦中的人们合着福山的调门，一起高唱：马克思主义死了，共产主义死了，社会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市场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
字串2 福山的煽动性的鼓噪并没有让人们完全陶醉，他只是让那些仇视社会主义和社会正义的资本主义保守分子的一时快意而已。任何一个有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不难发现福山的幼稚。
西方解构大师雅克·德里达则于1993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了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大型国际讨论会上，宣读了他的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论文。该文中，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做了辩护。
德里达指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无疑是一部“新福音书”，而福山本人也无非是西方世界的“新福音的布道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指出：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而社会主义和作为旗政纲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以及没有其位置。德里达借助幽灵的范畴，批判了福山的全球化思维，他认为所谓全球化无非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输出中谋求霸权，并试图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推行世界，是典型的密谋者的阴谋。
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现实性。妄言马克思主义将从人类的思想中消失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或许正如德里达所言，福山之所以急于传播《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这样的“福音书”，是因为他还深深得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之中。
字串6 遗产不是简单的给予，而在于将其作为一项使命而加以继承。关于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德里达和悉尼·胡克有些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同具体结论分开，差异在于：胡克更主张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德里达似乎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理性。
断言历史终结的福山本人，其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认为西方经济自由和议会民主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如果不是出于一种简单的瞎子式的主观臆断，就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文丐论断。德里达认为，断言人类将永远不会有暴力、不平等、排斥、歧视和饥饿以及由此引致的经济压迫的，都是十分虚伪的幻想。
关于历史的终点的设定，在福山之前黑格尔和马克思也曾有过探讨。“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信徒会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个自由国家，对马克思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福山选择了前者，他把自由国家看作历史的终结，但德里达认为：“福山所推崇的这种以超历史的标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承诺，它只是命令‘永远不会存在的事物以完全在场的形式来临’”。 他说道“将要来临的民主理念超越了古典形式的规范理念，它的‘理念’就是一种担保了的责令，它永远命令不会存在的事物以完全在场的形式出现，它是一个无限的承诺与规定了的、必然的、同时又必然与这一承诺相对立的不充足形式之间的断裂的缺口。可以这样说，民主承诺的有效性和实际性……将总是在这个缺口之内，并且它必须这样，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规定的救世希望，就是事件、个体以及不可预测的他者来临的末世学关系。” 德里达对福山的批评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关于民主的理念既然只是一种无限的承诺，那它救不具有有效性和实际性。它留给人们的世‘遥遥无期的期待’，人们如果真的把这种理念作为指路明灯，那必然是‘把我们当作瞎子来为我们指引方向’。”
字串3
德里达对福山的批判及其对民主理念的观点，对于我们反省马克思主义本身时同样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如果从自由和民主的理念来理解社会主义，它是否同样存在德里达所说的有效性和现实性的置疑呢？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剔除的，尤其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遭遇挫折之后。否则我们便犯了理论上的唯心主义错误。
群体心认为，交流对于群体具有镇静剂的作用。可以复活个体的思维和意识，并将他们从群体无意识和疯狂中拯救出来。这里的交流在方式上无疑表现为政治民主，但这些在集权体制之下是不存在的，尽管这些都曾被公开的许诺给群众。
思想的开始是怀疑，思想的终结是恐惧。作为马克思的信徒，在其精神领袖及其理论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刻，我们该采取何种态度来进行拯救呢？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 留给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如果不彻底清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结论的怀疑都是不可能的，而这只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怀疑和否定不是直接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而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我们需要继承的正是这种精神，而不是马克思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做出的哪一个结论。即使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看，事物本身的和运动也是绝对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设定，只是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而已，并不直接的可以等同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从解放全人类这以精神诉求来看，马克思本人是值得我们信仰的，但这仅限于其价值观和立场，我们需要继承的是他的方法和精神，而不是站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接受一个静止的目标。作为信徒，只要我们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以历史使命，并努力为之奋斗，并把自由、民主和平等这三大基本的价值至于我们的社会形态目标之前，我想我们才会距离这以目标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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