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活的生产”：“新型性”中的建构功能
我们提出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理论命题并揭示其内涵，重新诠释架构，完全是着眼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需要和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当我们试图做这样的理论工作的时候，恰恰又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期而遇，所以，我们就把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与他的现代性思想联系起来思考这一。
中国的现代化是新全球化的“后发现代化”，尚未走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路程，因而它的发展必然关涉到西方国家原初的经典现代性模式的参照系问题。从现代化的发展史来看，现代性生成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现实诉求。传统的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社会的物质生产系统的扩张和升级，早发国家现代性生成的动力是创新性地采取了市场和资本这一扩张发展型经济体制。市场和资本体系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了人类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这种经典现代性模式具有“物”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深刻的悖论性质，造成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无家可归的命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它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又带来了经济危机与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带来了非理性的拜金主义和唯 GDP发展观的混乱与疯癫；既带来了人类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社会理性机器对人的支配；既带来了货币与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两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如此等等。现代性的利与弊、善与恶如影随形”。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正是在对这种资本现代性“无情地批判”基础上展现的。并且，这种批判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它既充分肯定了资本现代性的“伟大文明的作用”，又揭示了其种种异化和弊端。并构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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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新的现代性的提出同他的“生活的生产”理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无论是着眼于新的全球化发展的观点，还是循着马克思现代性和社会理论的视域，我们都不能再走西方经典现代化的老路。我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新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现代性构建和现代化道路选择必须把握两个基本向度：一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人类现代化发展取得的一切文明成就；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且，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生活的生产”的理论建构功能。
从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时空效应出发，中国的现代化应是把工业化过程和正在全球发生的知识化过程包容在自身发展之中的“新型现代化”，既要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又要用知识化引领现代化，实现工业化、知识化的“双重转型”，并把后现代性因素融会到现代性之中。“后现代性”因素的引入有助于消解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社会的区别，俄国后工业社会理论者伊诺泽姆索夫做了这样的论述：工业社会“是历史上已知的惟一的完全由经济目标和经济任务决定一切社会价值和社会优先权的经济体系”，而后工业社会“如果不说逐渐建立起了社会领域对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话，至少以这两个领域的平等的相互作用为前提”。所谓社会领域地位的上升，实际上是人们“逐渐把重心由提高生活水平转向提高生活质量，把注意力由经济扩张转向自己的人的潜力的发展”。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在1990—1991年通过对43个国家所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后现代性可以视为人类生存战略的一种变迁，这就是从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增长转而通过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最大限度地保证生存幸福”。这就是说，后现代化的发展将更加注意解决生产的扩张与人的发展的矛盾问题，解决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平衡生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当代欧洲发达国家出现的发展趋势，实际上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因此，在当代全球化发展情势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选择只能是在时空效应下，吸收了“后现代性”因素的“新型现代化”，这种“新型现代化”有助于消解生活和生产、人与物关系的悖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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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化解经典的资本现代性的悖论，解决“时空压缩”效应在我国现代化中各种矛盾冲突更加集中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尽可能减少现代化中付出的社会痛苦代价，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批判性和构建不同于“经典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理论创新性。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为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提供制度保证，才能真正体现“生活的生产”的基本规定性，实现生活和生产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表述正体现了这一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化成果施惠于全体人民。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贯彻落实这些战略举措都可以从“生活的生产”社会理论建构中得到支持。首先，由于“生活的生产”完整地体现了发展的合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生活为圆点的发展，必然是以“现实的个人”为服务对象的发展，所以必然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从而有助于消解市场经济可能引发的“物支配人”的问题。其次，以人的生活为圓点的社会生产，必然是全面的并“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协调的注重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再次，统筹生活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两个目标的内在统一，而把两者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和生活方式所发挥的建构功能。正是生活方式把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同人自身的生产即生活需要的全面满足结合起来，从而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又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并成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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