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影响现代世界进程重要思潮之一，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本文通过考察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以揭示教育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异及其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深刻制约。
一
近代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18世纪欧洲的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建基于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世界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自由思想的时代”。在政治领域，人们不考虑财产、等级和民族观念，人们认为，“不管怎样，人就是人”。这种观念“把人们引向建立一个国际政府的世界主义的空想中去”。从法国大革命中生长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使世界主义的空想化为面粉，拿破仑的胜利进军在整个欧洲“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1]。教育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教育迅速崛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教育指导思想上注重国家观念的培育，尤其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第二，由于民族主义的目标定位是国家的强大，因此它在行政上具有追求中央集权的强烈趋向，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国家对于教育发展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大[2]，与教会在教育领域的关系日趋紧张。国家教育体制不断蚕食传统上由教会控制的教育领域，在初等义务教育方面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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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余家菊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主张以“教育建国”。在他看来，各国均有其立国之精神，如独立自由之于英，民治主义之于美，平等搏爱之于法。既有立国之精神，则教育的职责就是传播这种精神，但是中国的“数千年之立国精神，已由东西潮流之激荡而震撼，浅薄学说之摧残而消亡”[10]，既然立国精神既失，则人人相互倾轧，国家纷扰混乱，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11]。从余家菊充满愤怒的言论里，我们看到国家主义从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近代以来的“浅薄学说”，实际上是指除了国家主义以外的各种新文化思想与学说。这种以排拒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主要取向的观点，鲜明地标示了国家主义派的文化本位主义立场。但是，余家菊并没有说出什么是中国以往的立国精神，他关注的是现在如何处理这些使国人思想文化发生混乱的学说与主张。他说，值此“各种宗教，各种文化澎湃而上”之时，“如何使之谐和，如何使之统整，实为一最困难时期”[12]诚然，各种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某种思想的混乱，需要进行文化整合，但毫无疑问这些新思潮的输入也极大激发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活力，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况且各种思想之间本身是需要一定张力的，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为催生的新思想创造了条件。国家主义派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亟于用自己的主张来统一思想与文化，作为文化重要传播场所的学校教育就成了他们的关注点。余家菊认为，教育应当“奠定国基”，“发扬国风”，“鼓铸国魂”[13]。单从字面的意义上看，余家菊的主张似与清末革命党人的思想有一定渊源关系，但两者却有一个很不相同的出发点，革命党人的着眼点是宣传鼓动民族革命，而国家主义的主张背后却有钳制思想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