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教育民族主义的畸变

不可否认，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中也含有一些合理因素。李璜认为，国家主义派之所以提出要实行“国家主义的教育”，有两方面理由：一是“对外抵抗文化侵略政策”，发扬国民的独立人格与精神；二是对内“唤全中国国民的团结与活动”[14]。吴俊升在教育思想上可算是杜威主义的信徒，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国家主义的鼓吹者。他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应当着眼于培养“民族性”、“国民性”，增加其“结合力”。不过其原有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使他对极端的国家主义保持某种警惕，在他看来，最好将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防止过分重视国家，轻视个性[15]。陈启天在国家主义的宣传中属于晚出的一位，但他的宣传理论性最强，也最系统。可以说，对于国家主义的教育的鼓吹，陈启天是最卖力的一位。作为“一位热诚的国家主义者”，陈启天系统地宣传了国家主义的教育哲学[16]。他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在于“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促进国家的独立与统一”[17]。他又说，国家教育的宗旨，第一要养成“国民”，第二要养成“爱国国民”，第三要养成“以国家为前提之爱国国民”[18]。显然，爱国主义是陈启天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陈启天不仅个人撰写了大量文章来宣传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而且还利用其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杂志约请各方面人士数十位来撰写专题文章，并刊发了两期“国家主义的教育专号”[19]。　 字串8

国家主义派在宣传教育宗旨时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彻底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各种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中，德国思想家费希特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20]，这表明他的理论主张对中国国家主义是有一定影响的。费希特的思想在1806年耶拿战役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战后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特色。他强调日尔曼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和语言的特殊性与神圣性，强调日尔曼人的使命感[21]。显然，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他们在宣传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时也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国语、历史等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科目受到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国民的精神训练“大半是靠历史地理知识以沟通国民情感，而实现精神上的统一”[22]，有的甚至将教育宗旨定为“精忠报国”，“慈祥恺悌，独立进取”[23]除了这最后一条具有点现代气息外，前面两条很明显地是属于传统的思想范畴。不过国家主义者并不打算深入地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一种用以与外来文化来区别和对立的宣传语言，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那样细致地阐发传统文化的精微，因此，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不彻底的，带有很强的策略意义。 字串1

第二，国家主义者在宣传其教育宗旨时，只是单方面的强调国民对国家的职责与义务，很少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只强调国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基本上没有涉及如何建设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民国家。因此，作为政治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国家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第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非常明显是针对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以国性、国民性高于个性，对于独立人格之建设他们认为以前强调太过，重视了个性，忽视了国性和群性，因此现在应当矫枉过正。当然，不少国家主义者如余家菊、李璜等都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他们并不绝对排斥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不过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为国家服务“实为个人发展之必要途径”[24]。对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他们的批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和平的世界主义对中国来说尚是奢侈品，中国必须先强大起来才有资格主张世界主义，否则就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另一面是批评“工人无祖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25]。　

三 字串6

在教育行政上，国家主义派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一切教育机构。　

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一致的是，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在教育管理上也主张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在这方面以陈启天论述最多，他甚至自己造了一个名词：“统一教育权”。他解释说，这是指教育必须从全国着想，不宜从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个阶级的角度着想，同时表明教育是一种国家事业，不是私人事业，也不是地方事业，当然更不是教会事业和国际事业[26]。因此统一教育权的意义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把教育权从地方和私人手中收回中央，由国家统一规划处理；二是将教育权从外国人手中、从传教士手中收回国家。只有这两个方面落实了，统一教育权才能实现。　

陈启天之所以主张由国家统一教育权，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工具”，发扬国性，培养国民，均赖教育为立足的根本[27]。但这个观点并非是陈本人的创造，从他引征的资料看，他主要是采用了美国教育家孟禄的看法。孟禄曾说过，“实际近代国家都已知教育为发展国性的工具”，“是促进文化的工具”，“是改造国家的工具，可使弱小的国家，成为强大的国家”[28]。既然教育有着如此重要的功能与作用，那么自然应当由国家来掌握。怎么看待陈启天的主张，我认为由国家统一管理教育，尤其是中初等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已是大势所趋，对于中国这样的后现代化国家来说，教育力量的适度集中的确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强有力的动力资源。但问题在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高度集权的国家，如何做到纲举目张，统而不死，既充分调动地方和私人及团体的办学积极性，又要保证在教育发展方向及统筹规划上不致出现混乱和大的失误，导致教育资源浪费。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远非简单统一就能解决了的。陈启天当然不是没有考虑过统一教育权的操作问题，只是他考虑的都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他认为必须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经费，他对于国办大学教育、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还强调必须制定各种教育的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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