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Unger还介绍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一章由James Townsend撰写。这一章主要是针对以Joseph Levenson为代表的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即以中国文明为忠诚对象，而不以国家、种族（State或ethnicity）或两者兼有为忠诚对象。James Townsend认为：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多层次的复合体，包括政治民族主义、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主义自豪感。所有这些情感都被本世纪更迭的中国政权部分地塑造或重新塑造了。第二章的作者Prasenjit Duara（杜赞奇）则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发，试图对民族主义重新分类，其结论对于Townsend的观点是一个补充。
John Fitzgerald在第三章中则试图描述中国的近当代国家政权如何不断地改变国家的定义，以及伴随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试图论述19世纪的儒家改良派为何仍旧恪守认同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主义传统，世纪之交的自由共和派如何认为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如何和为什么国民党的革命者和国家缔造者们将国家定义为中国种族的集合体，而共产党则加进了阶级内容。他认为，公民、种族或阶级的国家概念都是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从属关系则另有概念。 字串6
白鲁恂（Lucian Pye）则在第四章中探索“非政权主导的民族认同形式”。他认为，除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关于民族的概念之外，还有“通商口岸（coastal treaty ports）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他声称：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最现代化的人们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唯独中国是例外。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少有现代化的领导人。白鲁恂认为，中国今天面对的仍旧是“不发达的和不完整的”（inchoate and incoherent）民族主义形式。他将此归咎于中国“早期对于战前发生在沿海地区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排斥”。
王赓武则在第五章中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失败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两大政党的排斥。王怀疑共产党在抗日游击战期间在北方农村的农民中宣传的民族主义是否真在随后的共产党的胜利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Unger认为，很少有人能够怀疑战争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确实为以民族主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东西——穿透地方主义壁垒开了路。
Allen Chun则在第六章中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如何重新塑造民族主义的内容。他认为，台湾政权是将民族主义与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并且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纪律与控制的部分，将这种由国民党自己重构的传统中国价值通过学校、大众传媒和军队向台湾民众反复灌输。 字串6
George T. Crane则在第七章中着重讨论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经济特区及其经济实践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的民族认同。他甚至导入了“民族经济认同（national economic identity）”这样一个概念。他和Towsend都认为，中国的大众并没有好斗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相反，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中国人开放地接受外来思想和影响的时代。

“操外国人就是爱国”：介绍白杰明的观点

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e）混迹于中国学术、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的文人圈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这次他撰写《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第九章“操外国人就是爱国：中国的前卫民族主义者（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⑦。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着重介绍他的观点，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学术界有必要了解西方学术界存在的关于中国事务的极端且有蛊惑力的一些观点，恰恰是这一类极端的观点风靡着喜欢危言耸听的西方大众传媒⑧。另外，白杰明确实掌握了有关中国文人圈的许多基本事实，似乎比其他西方学者要多得多，虽然这并不见得使他能够描绘出一幅比其他西方学者更为正确的整体上的中国图景。
“操外国人就是爱国”这个题目，据白杰明在文中介绍：得自桑晔对一些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访谈。据桑晔说这些大陆留学生“认为操外国×也算爱国（原文为汉语拼音加英文解释：to screw foreign cunt is a kind of patriotism）”。使用这样一个富有刺激性的题目，是想以此概括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白杰明在该章开头还引用了《北京人在纽约》的一个镜头：主人公王启明雇了一个白肤金发丰乳的纽约妓女，要在她身上发泄自己的挫折感；王骑在那个妓女身上，在她身上洒满了钱；当钱在床上旋转飘落时，王要那个婊子反复地叫喊“我爱你”。白杰明声称：这是中国大陆的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基本上概括了白杰明在文中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认识。白杰明声称：“可以认为，王启明用美元买一个美国婊子的亲热并在她身上恣意发泄的行为最有力地表现了已有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矛盾心理的最近翻版。这部电视剧的播出时间，恰是中国当局和部分中国人日益对他们在世界新秩序中（他们自己想象的）次等地位和美国的态度感到愤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连续剧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系统的义和团式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自恋时期的到来，同时还表明了中国人的一种愿望，要对在以往的世纪中受到的所有事实上的和自己想象出的轻贱进行报复。”换言之，中国人始终要对西方人进行报复，但这次甚至不如义和团时期，那时候有信仰，而今天的中国人只认美元了。除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连续剧之外，白杰明认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提出的口号“给中国一个机会”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绪，即外国欠着中国什么，因此现在必须特别照顾中国以作为偿还。白杰明认为中国的“国情教育”也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的宣传。 字串8
如同在笔者第一部分已经引述的那样，白杰明认为在中国社会的所有部分，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和超级民族主义。作为论据，白杰明历数了中国的知名杂志：《读书》——打引号的“自由派”杂志，《国学》，《中国文化》，《学人》，《东方》——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派”的联盟，以及《战略与管理》（文中引号为白杰明原文所加）。接着他历数并概括了一些中国学者及其他知名人士的观点。首先是王小东，他不加评论地用大量篇幅介绍了王在《战略与管理》创刊号上的文章“未来的冲突”中的主要观点，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是萧功秦⑨。他声称，萧以“新权威主义者”出名，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削弱而担忧、而大声疾呼；萧认为西方的灵丹妙药（nostrum）全然无用，并论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期”民族主义所能发挥的作用。白杰明也着力批判了“中国化”的后结构主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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