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他说：“可以这样认为，过剩的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放弃扮演批评者角色的借口，这个角色在过去是不舒服的，甚至是危险的。与此同时，后殖民主义之类的理论则被用来肯定本土价值观和排外主义文化成份（本土化），甚至用来维持文化的与政治的现状——排斥（社会文化的及政治的）‘西方’思想，将这些思想说成是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现实。通过以‘Chineseness’这个术语重新规定知识界的讨论，这些大陆的后现代主义学科给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披上了一件唬人的时髦外衣。”其他一些人有，张承志，被称为“proto-nationalist”；袁红冰，沉醉于“Sino-fascism”；杨炼，“其诗《诺日朗》虽以西藏为背景，却散发着汉族男性主宰者的腔调”；周伦佑，“80年代中的‘非非派’诗人，……以与袁红冰同样的充满自我正义感的腔调呼吁‘红色的纯粹’”；崔健，“声称北方的中国人可以创作出强有力的、正面的并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音乐，这种音乐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负面的、颓废的摇滚乐”；“还有歌曲作者侯牧人和1991年有争议的‘文化衫’设计者孔永前（音译）……当局可能把他们的文化产品看成是制造分裂的和危险的，但对于更为广义的中国而言，他们实际上是爱国者。其他人则走得更远，成了超级爱国者”；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表达了“更为极端的观点”；夏骏，《河殇》一片的导演，“十分耐人寻味地躲过了……清洗，与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搭帮制作了所谓农民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农民》和《东方》。……评论家们认为：‘看过《东方》之后，很明显，“边缘世界”现在应该起来拯救精神空虚的主流文化“中心”’。”；麦天枢“号召排斥来自西方的理论”；邵延枫（文中写成Zou Yanfeng，似为因字形相近而误读），一个极为年轻的记者，因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东方的启示”亦榜上有名；姜文，“表现了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并声称，当中国人正在摆脱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偏见时，外国人（也就是美国人）仍旧对中国抱有深深的敌意”……还有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后面还会谈到。另外，汪晖等一些人是否也应该加入这张名单，则原文不十分明确。 字串9

可以想象，很多被列入这张名单的人自己是不会同意被列入的，其他中国人也不一定同意把他们列进去。
白杰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西方情绪看得如此之重，就不能不面对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即自“五四”以来，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乃至大众传媒的主旋律是批判一切有关中国的东西，而赞许一切有关西方的东西，这个主旋律到了90年代只是略有些少改变而已。对此，白杰明的解释是富有启发性的，他专辟了一节，标题为“自我憎恶和自我赞许”（self-hate and self-approbation）。他认为，中国有着自我厌憎（self-loathing）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晚明。自19世纪中期起，这种冲动再次浮现出来，从谭嗣同到鲁迅到李宗吾到李敖到柏杨到孙隆基到龙应台到刘晓波。白杰明认为：“自我厌憎不仅满足了解释可悲的中国现代史的需要，而且强化了被普遍接受的民族独特感。羞耻、积弱和民族受辱感常常被宣传家和政客们用来灌输爱国主义愤怒。”换言之，自我厌憎照白杰明看来也可用为民族主义添柴加火。笔者很难同意这种观点，虽然它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白杰明对于自我厌憎提供的一个参照性解释是十分有趣的：“Hannth Arendt将这种态度与一个民族新近受到过的极权主义伤害相联系，她在分析德国1950年的情况时，勾画出一种在中国城市精英中随处可见的态度：‘Schadenfrende，对毁坏有着一种恶毒的快感。好像德国人，在被剥夺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后，干脆就高兴地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就旁观国际紧张局势和统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来取乐，根本不管这些事件可能对他们自己产生的后果。’”白杰明亦以王朔的话来调侃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总而言之，外国人比较天真……他们在物质上绝对富，可在精神文明方面就贫乏了。他们就知道抽大烟，那是人造兴奋剂！我们中国人可知道怎么糟践自个儿取乐儿。”另一位美国学者，《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主编Unger则用“捶胸顿足”（breast beating）来形容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 字串8
在自我厌憎问题上，白杰明特别提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和李少红等中国的“新浪潮”导演：“他们自己的杂牌的电影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是自憎与自恋双重传统的混合物）与产生自中国在20年代与30年代的民族野心的电影传统一脉相承。”对于不喜欢张艺谋等人的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只不过是制造伪民俗以满足西方人的自大心理与窥淫癖（voyeurism，白杰明在文中指责张等人的电影部分地是满足中国人的voyeurism，但根据张等人的电影在西方频频获奖而在中国观众不多这一点来看，可以推断，张的电影更能满足西方人的voyeurism）;对于其他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和前面被指责的崔健等人的亲西方情感、取悦西方的愿望也是明显的；但白杰明则另有看法，这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顺便提一句，前面提到过的Edward Friedman，乐观派，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一书中相类似地认为寻根派作家（roots writers）实际上是“原生的法西斯排外主义者（virtually protofascist nativists）”⑩。而我们知道，寻根派作家的共同之处仅在于他们的题材，至于其他方面，关于西方的态度，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则观点各异。 字串7
白杰明所撰写的这一章的一个引人注目、也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处是对于袁红冰的评价。他为袁单辟了一节，标题为“袁红冰：在风中撒尿”。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介都把袁红冰塑造为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人士，而白杰明则指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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