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杰明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未来的经济与政治现实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都应意识到形成跨越整个政治光谱的中国人的态度的基础的文化态度及意识已被今天已经死去的党的宣传重新塑造过，并且反映着深深的挫折感及不可抗拒的民族野心。这在今天的中国的官方传媒，以及大众传媒和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圈子中都是显在的。它在将来多半还是显在的，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碰巧转到哪个方向，都不会有什么区别。”
几点评述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西方学者，特别是白杰明的观点多半会有些看法。有看法就应当表达出来。
西方学者中的极端派如白杰明先生，虽然可以说很了解中国，但对于中国的许多基本事件的感受是不准确的，甚至带有强烈的偏见。比如中国申办奥运的口号——“给中国一个机会”，无论中国大众在申办失败后是否将失败归咎于西方的不公正操作，在当时提出来时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白杰明所认为的“觉得西方欠了中国的，如今得偿还，因此要给中国一个机会”这种思路。
讲到《北京人在纽约》一片，笔者看过此片，与白杰明先生一样，对此片评价不高。但此片决非如白杰明所总结的那样，主题就是“美国，我操你大爷”（原文为汉语拼音加英文解释：Screw You America）。只要讲一个非常主要的情节就够了：片中王启明的情敌加商敌美国人大卫，是一个相当正面的形象，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这个形象比王启明好得多。再一个情节是王启明奇迹般地在美国发了财（这本是不太可能的，抛开一切“歧视”的话题不谈，安东尼不可能将订单给一个车间还不知道在哪里的陌生小伙子）。诚如白杰明分析的那样，这只不过是满足了当今中国人那种极其庸俗的金钱梦，但对这些“庸俗”的中国人来说，影片传递的仍是“美国是理想的彼岸”这样一个信息。白杰明先生引用的那些中国“官方评论”是一文不值的。该片决不敢像李小龙（Bruce Lee）那样，让一个中国英雄，特别强调使用的是中国功夫，而不是西洋拳，也不是日本空手道，将一群白人恶棍痛打。再反观美国好莱坞所摄的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形象又如何？多半是无足轻重的小丑角。近年来亚洲人地位“上升”，好莱坞电影当中已出现了作为反派主角的颇有英雄气概的中国黑社会头目，如《龙年》中尊龙扮演的那个角色。有趣的是白杰明先生似乎对好莱坞的这种现象分析不出任何东西。更有趣的是“Bruce Lee”风靡整个西方（甚至荫及他的儿子），却没有遭到那么多非议。其实，《北京人在纽约》是非常注意中国的那种类似美国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请注意，在中国的大众传媒，文艺娱乐，知识理论圈中，“政治正确性”是指必须正面评价西方，或者最多作一些官样文章的无力的指责，但决不可以进行实质性的批判，否则便会遭到指责。这仍旧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了解中国的白杰明先生当然是了解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病态的，这也属于“自我厌憎”的一部分，但把这只看作是可以利用来给沙文主义加火的柴薪，而不看到它所起的巨大的冲减作用，则实在是太牵强了。 字串3
谈到在中国据说是具有很长历史传统，而80年代以来尤甚的“自我厌憎”病，白杰明先生可以去分析它是否对西方有害，美国教授可以看着这种“breast beating”好笑，但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却有关生存。“自我厌憎”病走到极端时会产生白杰明所深恶痛绝的袁红冰式的疯狂，如果这种疯狂付诸实施，对于中国和世界都会是一个灾难。抛开这种极端情况不谈，中国的“自我厌憎”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到了自残、自伤阶段，它至少剥夺了中国知识界作为整体为了中国的12亿人的利益而进行思考的意愿和能力。为了12亿人的群体利益思考并无任何不正当之处，美国人也总在讲“为了美国的利益”。中国的“自我厌憎”病发展到了自残、自伤阶段这样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国内背景。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可以轻松地倡导中国分裂，鼓吹中国原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分裂比不分裂好，拿着一些学者的“汉族原本不是一个民族”的“考古新发现”大作文章，中国人却得想想前南斯拉夫的今天（中国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受到西方的中国分裂有利论的启发，纷纷发表“有创造性的洞见”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仅仅是对上述现象提出了些少质疑，而西方人已经不能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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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中国90年代兴起的“本土化”思潮则因有如下理由而正当：第一，西方学者有其基于自己利益的立场，这个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第二，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国（读了白杰明先生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文章后，我更坚信这两点）；第三，基于西方历史演进现实而发展起来的方法，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如果中国的知识界不能进行自己独立的思考，只是跟着西方人走，以西方人的尺度为尺度，则无法进行有学术价值的创造性工作，更无法有益于中国。白杰明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我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非要‘和西方对话’！难道作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而是‘和西方对话’吗？”此言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