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国家往往与国际不和或意向相左。安理会这一政府间组织中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对提交理事会的各种议案都具否决权，否决票大体上能反映出一国对国际体系的满意度。[20] 字串3
表1表明，在联合国的头10年里，苏联无疑在上挑衅并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取代苏联成了投否决票最多的国家。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美国所投的否决票比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和还要多。单是从这一数据看，就很难证明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只要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模式，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字串4
国际公约是各国意图的表述，加入和批准这些条约，就能很好地证明一国是否认可多边准则，接受国际行为规范。当一国抵制或退出政府间协约，就足以证明其无意履行集体决策。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拒绝加入自身提出的国联，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退出了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华盛顿向联合国各类国际公约的相继发难也是有目共睹的。 字串6
也许一国由于特殊原因而反对某特定的公约未必是不正常现象，但是，倘若一国频繁排斥国际准则，就不能说是融入国际社会的行为。再譬如，美国一再宣称保护和改进人权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字串9
但从上表看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签署了六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签署了六个中的五个，而美国对其中三个表示反对。当然，所有公开表示赞成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国家未必都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但是，不愿承诺履行国际责任的国家就更难说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了。 字串7
一般认为，修正主义国家一定会采取显著的步骤和维持军事能力，一心追求侵略的修正主义国家会不断增加军事开支，力求超越对手，而置外部环境于不顾。 字串4
表3数据显示，俄罗斯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的比例最大。这一状况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最小。冷战结束后，中国的防御开支也是各大国中最低的。中国非升反降的军事开支比例无疑证明了美国学者伊恩·约翰斯顿的论断：“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中国的军事开支并没有达到有人指责中国的正军事化并有意制衡美国权力的水平……到为止的所有证据显示，尽管中国与一些国家有过领土争执，但它既无修正主义图谋，也无帝国野心，而且就重大全球事务来说，人们会发现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合作，更愿意融入国际制度框架。” [21]事实上，除了上述指标不能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论”外，还有其他指标可以旁证这一结论的轻率。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国过去向外扩张还是收缩领土、向海外派兵的数目、军事争执或战争的次数、成为政府间组织的成员国次数等等，来衡量其究竟是安于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者，似乎这方面的数据都不能证明中国具有这一资格。 字串3
必须承认，任何都有其缺陷，事无巨细都要求理论给出满意的解释显然过于苛刻。反之亦然，像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以其简单化逻辑预测和定性一个国家的意图也是不恰当的。米尔斯海默也承认，进攻现实主义不可能回答国际政治中的所有现象，“理论之所以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原因在于它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只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变数。”[22]而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意图时，他却轻易地简化了现实。 字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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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 字串4
[2] 见王义桅、唐小松：《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评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8页。
[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26;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字串4
[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8－19，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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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米尔斯海默列出了一系列大国行为：战争、讹诈、诱捕、坐观血腥厮杀、建立均势、绥靖、推卸责任、跟着强者走等。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第五章：“生存战略”。 字串3
[6] 批评者是针对米尔斯海默此前一些论文中的观点进行驳斥的。见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1999.
[7] 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publisher, p.50-51; frederik l. s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destiny of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1, p.75; nicholas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p.108;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castlereagh, metternic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5, p.66. 字串4
[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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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7，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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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20页。
[1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页。 字串5
[1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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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 rienner, 1991, p.308. 字串7
[14]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power is not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2, no 4, august 1998, p.511-516. 字串6
[15]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4, spring 2003, p.57-85.
[16] woosang kim,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5, october 2002, p.658.
[17] 见ronald l. tammen and a.f.k. organski,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p.131;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2, january 1992, p.235. 字串7
[18]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44页。
[19]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十章：“21世纪的大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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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安理会政治的讨论，见erik voeten,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logic of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4, december 2001, p. 845-858. 字串6
[21] iain johns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39. 字串4
[2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