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观的变化
很大程度上，由于在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Truman）对蒋介石的支持和随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对，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一边倒”，依靠苏联。在其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主导中国全球观的就是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矛盾。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是：不管社会主义阵营多么企盼和平，两个阵营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将在曲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按毛泽东的划分，当今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美国和苏联组成“第一世界”，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其它的组成“第二世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于团结“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
广交朋友，尽最大可能团结力量以和两个霸权主义国家苏联和美国作斗争。中国的资源都转移到防备两个霸权势力或单一或联合的入侵。 字串8
将近二十年时间，中国一度担心受到侵略，不幸的是，这并不完全没有道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中国的全球战略（如果有的话）是以自身安全为中心，它的领导层总是一心想着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谋诡计。由于担心掉进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设的圈套，也是为了保卫国家尊严，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认为是极度谨慎、敏感和防御性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向内看”（inward looking），却又时常被革命的爆发所打断。当时，中国支持世界其它地方的革命运动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实际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无关。长期以来，国家利益的概念都是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而被中国的领导层所摒弃。 字串1
中国人被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后果所惊醒。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调整、修正了其全球观。先前，在列宁的教导下，这个被认为是一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根据邓小平的观点，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偏激的外交政策被调整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的信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按自己的价值观决定事物的较为宽松的态度。西方世界对华政策的改变也促使中国对其全球观做出相应的调整。自从邓小平成为中国的舵手，中国外交的目标已经变成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使中国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低调的而不积极的。
在过去的十年，随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急剧增加，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已经变得更为活跃、开放和更具灵活性。西方世界更友好的态度也起了作用。现在只要承诺不支持独立、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将乐于与任何国家进行双边交往。但是，直到最近，在加入任何多边或者地区组织上，中国还是非常慎重的。主要的障碍在于中国担心加入这些组织会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 字串3
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合作的发展 字串7
根据王逸舟教授的，中国与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多边协议组织的合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70年，在这阶段，中国为了赢得联合国的惟一合法代表权而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气象组织（WMO ）、国际民航组织（IVAO）、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货币基金（IMF ）、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IBRD）和万国邮政联盟等众多国际组织递交了加入申请，但是，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1978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加入了大部分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发展署、环境规划署、产业发展组织、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等。中国也发展或重塑与欧共体、拉美无核区组织、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标准组织等的合作关系。第三阶段是从1979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的裁军谈判，签署了一系列裁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文件，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加入了WTO ，直到现在，中国已经加入大部分主要国际组织或与之建立了合作关系。 字串3
毫无疑问，联合国对中国而言是惟一的最重要的国家组织，它的代表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否决权让中国感到安全和舒适。在联合国，中国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共享中国的愿望和忧虑。中国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全心全意希望加强这一权威性。 字串9
但是，正如一些国外观察家所指出：中国不想冒犯其它国家，因此在有争议的事情上总是不抛头露面，这被中国高比例的弃权票所证明。中国很少使用否决权，除非它的主权受到侵犯。
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开始改变不积极的态度，尽最大努力尝试和安理会其它成员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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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IMF ），世界银行（WB）和世贸组织（WTO ）/关贸总协定（GATT）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中国和IMF 、WB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后者，由于两个国际组织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支持赞成的态度。 字串2
即使在亚洲危机时，中国也很少有对IMF 的批评，当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时，中国明确反对，以防削弱IMF 的权威。
2001年中国加入WTO 是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全球事务管理政策的分水岭。WTO 在国际贸易（包括金融服务贸易）方面有着细致苛刻的规则，也建立了成员国之间贸易摩擦的仲裁机制。许多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时候必须理智地接受这些约束，一个国家传统的主权内的决定必须受制于超越国家的国际组织（如WTO ）的仲裁。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已经接受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国际经济组织越发重要的事实，也知道国家主权将会受到部分侵蚀。在21世纪，超越国家的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主权国家将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接受这些国际组织的协议和仲裁。
中国已经加入了大多数主要国际组织，签署了大部分重要的国际条约，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活跃的作用。最近几年，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极大地加强对地区合作的关注。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中国积极参与的第一个地区经济组织。APEC的宗旨有两个不同的理解。第一个，APEC必须成为一个基于遵守条约、原则和规则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经济组织。第二，APEC要成为一个基于互信、互惠与平等、开放的、自愿的和灵活的论坛。 字串8
面对东盟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不得不放弃让APEC成为一个“共同体”（community ）的企图。在茂物宣言中，APEC的目标被定为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致力于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加强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强化亚太发展合作。由于美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基本差异的事实，APEC并没有对该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产生什么重要的，更不用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时对亚洲经济发挥稳定的作用了。即使有这些不力，中国还是积极参与APEC，中国积极的态度背后最主要的动机在于APEC作为一个论坛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该地区的领导相互会面和了解对方。这样一个可以让领导人交流不同意见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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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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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Hisashi Owada 的研究，从G7成立开始就对其宗旨有两种理解。其一，主要是以G7创始人之一——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为代表，他构思着G7峰会能够成为一个场所：让主要西方经济体的领导关注他们经济和责任，并对相关行动的可能性交换意见。其二，是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他号召一种长久的机制：定时在峰会上提出我们的政策方向，以审视一下我们是否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决定。G7峰会是有共同思想的国家的领导人的俱乐部。峰会建立的初衷（raison d'etre ），从一开始到现在，是提供一个非制度化的论坛，让有共同思想或者相关目的或者对世界秩序有相同理解的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聚在一起，以相互分享各自的想法和对相关的关注，通过这样的途径，以便在自愿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政策集中和政策协调。 字串3
G7产生之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并没有进入G7的视线。但是，随着G7更多地卷入地域和政治事务，比如全球军备控制、印尼的中国华侨难民、朝鲜半岛安全，中国的重要性越发得到认识。中国议题开始进入峰会的议程。但是，直到1987年威尼斯（Venice）峰会，中国从未在G7峰会的公报中被明确提及。1989年，G7峰会对“天安门事件”向中国施压制裁，并表达了对香港回归中国的关注。在1989年峰会，G7表达了尽早解除对中国制裁的愿望。在1990年休斯顿（Houston ）峰会，法国和加拿大总理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1991年，中国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态度得到伦敦峰会的赞许。在1992年慕尼黑（Munich）峰会，中国由于接受国际武器禁运条约和其经济成就得到赞扬。同时，领导人号召中国提高其人权状况。1995年，哈利法克斯（Halifax ）峰会，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协调得到峰会的肯定。峰会认为会员国应该与中国在世界稳定和繁荣等方面进行对话。1996年，丹佛（Denver）峰会，G8集团肯定了中国就边境问题与独联体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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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政治自由也被提及。在丹佛峰会之后，美国做出了拒绝向香港政权交接时派代表团的决定。1998年，伯明翰（Birmingham）峰会，布莱尔首相赞扬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用。自从1999年科恩峰会，G7对中国的兴趣愈发浓厚。相应的，中国加入的X国集团后来改名为G20. 字串2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大于9%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经济实力急剧增加。 字串1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亚洲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为数不多的重要的发动机之一。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第四大国，并是吸引FDI 最多的国家。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以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参与了地区金融体系改革，开创了东亚地区汇率体系的合作机制。在加入WTO 之后，中国在履行承诺条款的行动中得到广泛的赞同。在坎昆（Cancun）会议失败之时，中国而然成为G20集团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完全改变先前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低姿态，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斡旋人。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再也不容忽视；另外，中国在政治和法制改革上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最后，就中国是否加入G7的讨论最近也变得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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