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大陆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诸君身临其境，无须赘言。
行省制度难以转型
自元朝初年施行行省制度，至今已有近八百年。行省制度本是中央集权制产物，它是元代以前历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变种，只是更方便于集权中央。至清代，行省制度已趋完善。民国以来，行省除稍作调整外，基本框架犹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采用行省、民族自治区、直辖市制度。1997、1999年后，又有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制度。建国53年，省份迭变，略有增减，各省地界由中央政府随意调整。
从官制讲，省级党政官员、地方驻军首长全由中央委任。从财政上讲，虽然近年实行分税制，但主要税种和大部分税额依然控制在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收入如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调节、弥补，断难维持。从体制上讲，人民银行和政府四家专业银行控制着全国的金融，重大投资及地方的权衡与全靠中央调控，各省政府无权向外国银行借款。
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现有的东西部省区及各省经济发展失衡之责在中央政府。加之各省地理环境、气候、资源、、、、居民贫富程度差别极大，如无中央财政调剂，将导致一国之中贫省愈贫、富省愈富、两极分化之势愈烈之势。中央政府近年来重视发展西部地区，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亦是不得不为之举。但历史和地理因素造成的地区差距，远非短期可以削平。随着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八90代国家发展沿海地区战略的优惠），差距甚至有继续拉大的可能，不容乐观。
字串8 在此条件下，欲改行省制为“联邦制”，难以想象。不知诸君有何妙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和各省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联邦制”建立在高度的地方自治基础上，西方行联邦制的国家多有地方自治的历史渊源，而中国自民国至今80年，不算民国时期军阀“拥兵自治”时期，哪个地方搞过真正的地方自治？一个毫无自治传统的行省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一朝改行“联邦制”，如何操作？
我以前写过一篇《宪政不是做文章》，对爱写学究文章的宪政同仁善意提醒，无非是说演绎宪政和操作宪政进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进入到操作层面，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
市场割裂与国土分裂
即使在的体制下，地方保护主义都严重着经济发展。媒体常有一县、一市不许外县商品入境的事件披露，对外地商品暗中的抵制现象更为严重。劳动力的流动也常使相关省份和地区常起纠纷，东部及发达省区对西部贫困省区汹涌而来的民工潮多有微词，歧视性的地规对劳动力的流动设置了障碍，而多达3亿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2500多万失业者急需发达省区的劳动力市场消化，一旦这些省区为了本省的利益限制外地人口的进入、居住，将产生严重的问题。就目前的国情，倘若实行地方自治程度很高的“联邦制”，将使地方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引发贸易冲突，引发贫富省区之间的利益冲突，破坏加入世贸后正在形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贻害极深。
字串9 当一个或几个省区与富裕省区经济水平差距大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当边疆少数民族省区欲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的要求不能满足、对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极度不满时，当稳定的地方行政架构被外力强行打破时，当贫省对富省的嫉恨和仇视压抑不住时，当地方势力被外国政府操纵挑战中央政府时……，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不会重演吗？等到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再度统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又会实行新的中央集权制。
作为一种“制度”理论，甚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联邦制”可以、探讨。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层面上的诉求，尚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此非危言，为13亿中国人福祉着想，还望诸君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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