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

           ——评汪晖《再论当代大陆的思想状况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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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大陆的强势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潮。这种话语为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主流共同营造和使用，它的特点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但在其中发掘或者塞进许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新鲜。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则是反对新启蒙主义的，在各主要领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稳定和保守无疑是它的基调。所以，现在大陆的强势话语并非汪晖所说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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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威权主义是一个联盟，它的成员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

　　有必要区分作为大规模运动先导和作为其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随即出现了"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它的矛头主要指向自由主义思想。一九○○年代的俄国思想状况与一九九○年代的中国大陆思想状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九九○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争论焦点并不是《再论》所说的"自由与平等"问题，而依旧是"自由与特权"问题。这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希冀：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保留在平等问题上的歧见，首先在自由与民主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分左右）与反自由民主势力的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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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送来汪晖近作《一九八九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下简称《再论》，该文引语不再注明）的打印稿1，尽管读得并不顺畅，总的感觉是比《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写得好。虽然还是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复杂语句，有意无意地构成交流的屏障，但整篇文章的脉络是清楚的，作者本人观点也有了一些正面的阐述，这样就有了与汪晖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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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强势话语：新威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再论》通篇的主旨，就是要论证："一九八九年……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和政治结构的开端。""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中。" 字串5

　　所谓强势话语，就是统治的或者领导的意识形态，通常既依靠国家和超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依靠形式主义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在思想界和民间话语中的霸权地位。《再论》指出：一九八九年以后国家实行的所谓"两手硬"策略实际上变成了专政手段（相对于以前的意识形态手段）与经济改革的结合，正是在旧的国家意识形态丧失基本效能的条件下，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并为国家政策、国际关系和媒体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方向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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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一九八○年代的强势话语与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是大不相同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强调"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崛起。一九八○年代的强势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潮。这种话语为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主流共同营造和使用，它的特点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但在其中发掘或者塞进许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新鲜内容。借文化问题讨论的名义推动政治改革，就充分表现了新启蒙主义的上述特色。尽管有许多含糊不清（例如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扭扭捏捏（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机会主义（"猫论"、"摸论"）的成份，其基本的倾向是要改革，甚至是革命性的改革。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是反对新启蒙主义的，在各主要领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稳定和保守无疑是它的基调。在政治上，中共十三大决定的党政分开举措完全没有兑现，在许多地方还强化了以党代政。在经济上，虽然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帜，但正如《再论》所指出，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具有"反市场、反社会和反民间的垄断关系"，因为这种话语集中代表了"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要把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呢？首先看一看《再论》是如何论证的：

　　㈠"一九八九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这几者之间虽有矛盾，但在理论上却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们以批判'激进主义'和他们指控的'新左派'为前提达成联盟）共同扭曲了一九八○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并声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一九八○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

　　㈡"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激进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在稳定条件下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在动荡的条件下以权威保护市场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市场全面退出，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 字串7

　　㈢"即使在理论层面，这一思潮也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中将自己装扮成为'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 字串6

　　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理论联盟，这个联盟以其盟主来命名。其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由若干方面的理论"共同构成"。其三："新自由主义"是会变脸术的单一思潮，只是根据不同的需要戴上不同的面具。这说明作者本人也难以把握"新自由主义"概念的确切内涵和外延，为了防止引起歧义和误解，在行文中又不得不大量地使用补充说明以及"和与或"的标识，例如："'新自由主义'（有时也被直接表述为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 /市场激进主义"，等等。总之，就是这些"主义"构成了"新自由主义"阵营，其中包括何新、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吴敬琏、茅于轼、汪丁丁等人的市场经济学派，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等人的自由主义，许纪霖等人的现代化理论和历史叙述，邓正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等。但上述学者中没有任何人以"新自由主义"来给自己的理论冠名。这就是说，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联盟中挂帅的乃是一位只是抽象存在的"盟主"；而且，"盟主"手下的大将虽然有名有姓，但他们自己并没有结盟的意愿，是《再论》在"虚拟空间"中代他们举行了盟誓。 字串4

　　所谓"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也是一些无人认领的私生子。《再论》宣称："'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何新与萧功秦都不会承认这种武断的定义。何新对于市场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国内的扩张，一直抱有高度警惕的态度，与"激进的市场扩张"没有任何瓜葛。萧功秦则提出了"市场失范"的概念，指出："按照'制度决定论'者那种力图通过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来获得市场机制的思路，得到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的失范。"当他谈到市场时，与之相关联的词汇常常是"失范"、"失控"、"脱序"、"无序"、"无组织力量"等，为避免出现"市场无序与政府权威急剧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他主张采取措施防止"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4认为市场经济学派"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更近乎天方夜谭。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市场经济学派，在一九八○年代一直强烈反对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思路的城市经济改革方针，在一九九○年代则坚持批判一切形式的垄断、寻租、权钱交易，主张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并举，这是经济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所谓在越来越倚重"专政手段"的强势话语与鼓吹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共谋关系"，这恐怕只能说是一种诛心之论。

　　从对当代中国大陆思想状况的中，是无法得出自由主义（汪晖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是一九九○年代中国强势话语的论断的，唯一的理论奥援来自海外，即《再论》一开篇就援引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文章《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该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作出的经济选择来作到这一点的。它也因此将自己的符号力量加之于这些强力关系。在这种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5《再论》之所以能够信心饱满地构造一九九○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联盟"，不过是凭借极为简单的逻辑推理：国际上的左派权威人士已经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中国既然是当代世界全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也必然是中国的强势话语。 字串8

　　事实上，皮埃尔·布迪厄的文章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只是一家之言，不能被视为一种定论。虽然有些左派喜欢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当代主流经济学派，但更确切的名称是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主义经济学、供应学派经济学等。在当代西方中，"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一九三○年代罗斯福的新政主义曾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九七○年代末、一九八○年初崛起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这两种"新自由主义"是大不相同的。皮埃尔·布迪厄所谓"强势"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显然指的是后者。但在世界中，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崛起更多地被称为"向新保守主义转变"，"新保守主义反革命"。6 字串6

　　既然"新自由主义"在时间轴上代表着不同的涵义，那么就更不好把它在空间上简单地平移了。如果西方世界的强势话语同时也就是东方世界的强势话语，那么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一种制度"中了，但当代左派不是常常在为"多个世界"、"多种制度"而辩护吗？"亚洲价值观"不是一直在与"西方价值观"对抗吗？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是更多的个人经济自由和更少的政府福利，因此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还不算太离谱。虽然在美国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更多地用来指罗斯福新政主义或者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之类比罗斯福新政主义更左的话语，新保守主义才专门用来表示一九八○年代以后那种从罗斯福新政主义向右转的话语。而东亚的新保守主义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它们所要保守的是更多的国家利益、集体价值、稳定和秩序，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就太离谱了。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则容易与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搞混，因此，还是根据其依赖"专政手段"这一最突出的特点，命名为新威权主义比较合适。其实，威权主义已经是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术语。把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叫做中国新威权主义，无论如何要比中国"新自由主义"更合乎情理、更恰如其分。一九九○年代的新威权主义不同于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新权威主义，后者包含比较多的改革色彩，而前者的主色调是保守政治现状。 字串5

　　在中国大陆，新威权主义才是名副其实的强势话语，只有它能够依靠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垄断各种官方的舆论阵地，以及掌控"专政手段"这一最后的煞手锏。想要知道什么是"强势话语"的作派吗？就请看一看《人民日报》以当年"九评"和"文革"中两报一刊社论的规格发表何新对谈录的那种排场。新威权主义话语体系又分为三个层次的话语，可以分别视为它的表皮、肌肉和骨骼。何新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新威权主义意识形态表皮层次的东西。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第四只眼睛看中国》也属于这一个层次。

　　新威权主义是一个理论联盟，它的成员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何新是一九九○年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近来他又以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自我标榜。7何新一直呼吁"警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误导我国经济改革"，并称"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以及'政治改革'……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是美国出于"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输入"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以他的观点作为抨击"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标靶，显然难以服众，何新本人更不会认账。他明确表示信奉"国有制民族社会主义"，而与"激进市场主义"势不两立。在2002年元月5日新修改的《致李泽厚的一封公开信》中，何新仍然坚持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他说："我一直把1989学潮看作被谬误意识形态鼓动而起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1989年那个事件，现在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其真正本质和意义，那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骚乱。""我爱敬诸老如神圣，盖因侪辈曾救黎民于水火，开中国历史一新也！所谓'士为知已者死'，'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虽肝脑涂地，何愧何悔？！"除何新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曾享受过"国师"般待遇外，王山因受到最高层的赏识，也一度在大陆媒体上得到特殊的礼遇。后来因为伪造德籍作者行径被揭穿，对《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追捧才逐渐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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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山是"新秩序主义"的主要鼓吹者。新秩序主义是"新官僚"与"新的资产者阶层"组成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的意识形态，主张推行"政治紧控和经济放开的模式"。新秩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秩序"包括两个要件：一是稳定，一是等级。王山说："在中国的条件下，什么能稳定什么就是最合理的，我极端地强调中国的稳定性。"在防治腐败和保持稳定的关系上，"我主要是认为稳定更重要"；而现在"我们的宣称和实际政策不配套，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紊乱和错位，使他们常常对政府发生抱怨，对一些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一类表示愤怒"，这"会刺激中国已经发生的社会阶层分化，然后引起社会的破坏性革命，社会稳定会中断。""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稳定的关键是维护和保障某些阶层的特殊利益和阶层间的等级关系。王山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很明白："我认为中国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秩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便是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而且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同不仅是经济地位的不同，也包括政治地位。因此，新秩序主义者把"以人权、科学、民主为号召"，"要求人生而平等的"的民主主张视为"危害我们国家社会稳定"且"危害比较大"的一种因素。"为了民族大义，一些阶层必须承受牺牲。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王山称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两位放弃大师。毛"用国家权力把不平等的阶层配置格局固定下来（如用户籍制度、人事制度阻绝农民、工人和干部等不同阶层间的互相流动，使之界限分明），以局部安定作为社会整体安定的基础……社会总体呈超稳定状态"。但他"是把放弃看作一种无奈的，常怀歉疚感，并且想办法作补偿"，这是"他后来犯错误的根源"。邓小平则是一位更纯粹和成熟的大师，他"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作放弃和修正，修正的第一刀就是砍在平等原则上"。他们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经验和财富。今人的任务就是对他们作出正确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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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才是一九八○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从何新、王山等人的文章以及"太子党纲领"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思想解放运动均持批判态度，并不想与什么人争夺它的思想遗产。新左派目前正与之陷入一场遗产纠纷的思想对手，应该不是一九九○年代中国的强势话语--即《再论》用所谓"新自由主义"装扮起来的新威权主义，而是一种弱势话语--即刚刚"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

　　一九八九政治运动失败后，新启蒙主义一时处于失语状态。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由头批"左"，以及有关公民社会的讨论，都是小心翼翼地重返话语竞技场的试探之举。《再论》认为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阻止了有关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应当说，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在"国家"和"政治"的严控下，当时能够在"社会"领域中找到突破口，已经很难得了。到一九九○年代后期，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标志着一九八○年代新启蒙主义脱胎换骨的蜕变。马克思主义的盔甲和面具从此卸掉，红色宗教的圣经变成了诸多思想源头中的平常一支。这一思潮的自我定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中国传人，而无须汪晖赐以一个"新"字。

　　五四时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原典如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思想理解甚浅，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个人自由的至上意义以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体会不深。按照许纪霖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是"修正的自由主义"，其主流是一种经过拉斯基改造的费边主义。对于费边社的自由主义思潮，留英回来的萧乾曾经作过这样的阐释："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见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11一九九○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重新返回原典，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化改革，在经济上坚持市场化改革，是对"修正的自由主义"的再修正。 字串1

　　新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比西方新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更注重社会公正和关怀弱势社会群体，或者说，在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主义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之间更偏向于后者。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自由主义者特别注意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关切通过国家民主化来保障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公正。秦晖、吴敬琏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大量的言论，在此毋需枚举。他们主张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结成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价值观上捍卫一条共同的底线。但是，他们反对走回头路，用计划经济、全能政治、单位社会的旧办法来寻求社会平等，因为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只会南辕北辙，其结果是城乡之间的"九天九地"，是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字串1

　　汪晖一向反对各种简单化的二元论，但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同样在《再论》中构造了一个"新右翼"对"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二元论。其实，中国思想界的现实状况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以新威权主义为代表的右派，以自由主义以及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为主体的中派，以新左派为理论盟主的左派。前者是强势话语，后二者是弱势话语。两个弱势话语联手与强势话语抗争，应当是很容易想到的一种选择，但是《再论》作者却不以为然，偏要把新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拴在一起，然后把批判火力倾泻到后者身上。仔细想一想，原来这么做有两大好处。第一，既然真正的强势话语有一口铁嘴钢牙，不那么好惹，把绵羊列入老虎的阵营，然后作为老虎来挑战，风险就小得多。而且，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反对"自由化"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关系"，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之策。第二，自由主义一旦被坐实为新右翼，自然就丧失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权。这样就可以收到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把自由主义荷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质内容--现代化改革开放路线抛弃，一方面把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桂冠无可争议地戴在"批判的知识分子"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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