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怎样找到这破绽。中央计划的确有破绽，而且是特别脆弱，一击即死的罩门。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企业都要听命于中央，失去自我思考及独立生存的能力，一旦中央的计划中出错，便全国瘫痪。
这种论证，完全没有对现实的市场和中央计划的历史作出具体的研究
分析。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公司的衰败和建立难道与政府的政策(或计划)无关?在具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国的企业”真的都完全听命于中央?不正视和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上引段落所依赖的，只是一种诉诸常识和不鼓励读者严肃思考的措辞技巧，以及缺乏世界历史知识和批评思维的读者的阅读习惯。
这些措辞技巧和阅读习惯之所以能够制造及维持关于“自由市场”的常识，与香港的特殊地缘
政治脉络有关。
由于地处“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香港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处境很容易传播对共产主义(中国)的负面看法。因此这对于作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西方自由经济神话的移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香港人长期习惯了冷战的思维模式，中国和共产主义被描述成世界上的邪恶势力，西方和资本主义则是人间乐土。这种观点又因为香港邻近“贫穷”的中国(经济方面)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国的“贫穷”，相对于香港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这种简单的“事实”，被经济学家作为措辞上的“证据”，用来建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负面形象，并且得到许多由中国移居到香港的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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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张氏和雷氏在文章中都利用“中国”为代罪羔羊，(另一个穷国印度也成为代罪羔羊。印度被说成是一个“腐败国家”，因为经济被国家和大商家所垄断。)以宣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意识形态。当谈论香港不应设立中央公积金时，雷氏写道：“中央公积金由政府管理，算是国营企业，其竞争机制薄弱是明显不过的。根据中国及东欧的经验，长期看来，国营比不上私营，已是有目共睹。”然而对中国及东欧的国营企业的具体经验的分析，却付诸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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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代罪羔羊策略”，只能对那些不熟悉中国的复杂历史情境的读者才起作用。不幸的是，在殖民教育影响下的香港读者所缺乏的，正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系统认识。
注：本文参考书目有张五常的《卖柑者言》、《中国的前途》、雷鼎鸣的《用经济学做眼睛》等，恕不一一列举。 字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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