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作为一种经济成长理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从近年来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可以看到，英国模式所代表的近代经济成长方式，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理论所揭示的原理相符［注解：例如迪安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是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和工业结构变革的共同结果，而诺斯则强调工业革命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
影响的过程。］。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虽然也谈生产力，但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这导致了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相矛盾的结论：尽管明清中国生产力发展未出现突破（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停滞或下降），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依然能够出现和发展，而且将必定会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此可见，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这种“唯生产关系”的看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有问题的。
最后，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典型的例子如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宣称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
现代（与近代同义）；而
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则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点。但是在他笔下，那种将西方之外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这些地区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现代性的结果》一书中，他明确宣称：“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说的“现代”（即近代）的历史，是人们所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而世界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过程［注解：以上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63－264页。］。如果说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必定走英国的道路，那么不是正好符合福山和吉登斯所说的那种必然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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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却日渐衰落，乃至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为了挽救这一在
现代中国史学的
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
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
方法和新的成果，来重新讨论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
问题。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进行这种研究却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的做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对许多西方
历史学家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指出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概念体系上，仍然“完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
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不肯“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注解：前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327、330－332页。］。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那么这项曾经风光无限的研究，也将无法摆脱僵化，在新世纪史学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冷落，逐渐为人忘记。这样的前景，将会令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感到无限怅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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