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玄学清谈与《庄子》的传播和接受随之进入第四阶段，亦即东晋阶段。东晋朝廷虽偏安江左，但玄风未泯，谈士济济。尽管一些明眼之士已发现西晋清谈之弊和继续清谈之不宜，如东晋应詹上疏即谓：“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晋书·应詹传》）名士王羲之亦曾对谢安进言：“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世说·言语篇》）但玄谈传统既已形成，便很难遏制得住，何况名臣如王导、庾亮、谢安等，皆尚清言，他们身居高位，推波助澜，遂使得正始之音绵延不绝，庄、老之学日趋转盛。
然而，随着人们对外在的关注以及一批高僧和兼通佛理之名士的崛起，名士风貌与玄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庄子对自然的态度，深深着东晋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早在竹林名士那里，阮籍、嵇康诸人即对山林情有独钟，将之视作陶冶性情的场所，嵇康甚至发为“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的高唱；此后的石崇亦与众名士有过著名的金谷之会，表现了西晋人对自然的群体性的初步涉足；而至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风流标举，更预示了名士群体对自然的全面介入。玄学与山水的结合，既使得玄学更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亦使得他们所钟情的自然具有令人感悟、会心的情致化的特点。所以王子敬有“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之说，袁彦伯有“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之叹；连那位曾作了两年皇帝的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在步入华林园后，也深有感触地说道：“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言语篇》）这里呈露的不只是对自然山水的眷恋，在眷恋中更突现着对山水美的体认和情思的张扬。优游山水，寄情山水，在山水中发现自我，将自我与自然合一，萧散闲远，淡泊超然，这种情怀，正与庄子有着内在的关联。
字串5 其次是释与玄的融合，导致庄学内涵发生进一步的变异。东晋一朝名僧与名士的交往非常密切，清人知归子有言：“东晋之初，风教渐广，王导、庾亮、周、谢鲲、桓彝之属，皆曾与梵僧尸梨蜜多罗游；谢安居东山，降心支遁，……至如王羲之、坦之、、珉、许询、习凿齿，各与缁流相接，大率名言相承，自标远致而已。”（《居士传》卷一）与此相伴，玄释融合，追求心隐，以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来消解出与处、仕与隐的矛盾，追求生活的适意和论辩中美的享受，更成为此期名士的一大特点。玄谈之士则大抵可以谢安、支遁、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就中尤以出生于两晋之交而活跃于东晋中前期的名僧支遁为突出。支遁性喜玄谈，尤喜《庄子》。据《高僧传》卷四《支遁传》：“支遁字道林，……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肆，善标宗会，……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郄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孙绰《道贤论》以遁方向子期，论云：‘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从《世说新语》的大量记载看，以支遁为首的东晋名士们的玄学沙龙丝毫不亚于西晋。为了展示辩才，独标胜义，他们频频聚首，热烈争论，佛理之外，清言中尤喜谈《庄》，诸如《逍遥游》《齐物论》《渔父》《秋水》都成了热门话题。支遁、许询、谢安等人就《渔父》篇之辩论曾令“四座称善”、“莫不厌心”（《世说·文学篇》）；而支遁在佛教胜地白马寺中大谈《逍遥游》，并于辩论之后加以注释，更使得“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高僧传·支遁传》）。在解《庄》时，支遁多参以佛义，确有许多不同流俗处；他的《大小品对比要抄序》亦曾以老庄之言，比附佛经。佛玄合流，已成趋势。此后之释慧远、僧肇等人，进一步推动此一趋势向以玄释佛方向。据《高僧传》卷四《竺法潜传》：法潜隐迹剡山之后，“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郡斋读书后志》言僧肇《肇论》，乃“师罗什规摹庄周之言，以著此书。”所有这些，都可视作《庄子》之传播、接受在东晋以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字串5 总括以上玄学演进的四段历程可知，其一，《庄子》日益受到人们重视，进而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其传播范围空前广泛，这对打破两汉繁琐经学的统治、对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面目起了积极作用。其二，庄子成为玄学演进的直接推动力，使得此期哲学思辨得以迅速升进；而正始名士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及其与现存秩序立异的言行，对由重《易》《老》而至重《庄》这一玄学转折，实在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东晋名士之玄释合流、以佛解庄，则为传统庄学注入了新质。其三，庄学养育了自由开放、热爱自然，以颖悟、旷达、真率、放浪为特点的名士精神，拓展和提升了魏晋名士的审美天地和审美情操，一方面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阮籍等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精神导向，另一方面也滋长了玄虚浮诞之风，并对某些保身全命、苟合取容的伪名士的造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四，魏晋名士在发展和深化庄学的同时，也对《庄子》作了不少歪曲和错误的解读，整个庄学至此基本定型，其原始义与玄学新义一起对此后千年的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
共3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点击数：
上一篇：
论《仁学》与近代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型 下一篇：
儒家的德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