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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童培植“中国心”——蒋庆先生谈少儿读经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2-31

提要:“一个民族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没有了根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现在所处的就是‘亡经典’的时代,最紧迫的文化任务就是复兴经典。复兴经典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步则是少儿读经。所以,当代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就具体落实成了少儿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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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体现民族的灵魂  字串6

晶报:蒋庆先生,刚出版的由你选编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诵本》,囊括从《孝经》、《诗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832课,且有拼音注音,真可谓洋洋大观。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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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选编的。所选内容都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精华,每课约100字,并用汉语拼音注音,便于儿童诵读。我力求做到“宝中探宝,金中拣金”。  字串3

晶报:那么,什么是“经”?究竟什么样的典籍才能称作“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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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按照中国文化对“经”的理解,“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但“经”又是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来体现永恒普遍的真理,即体现“常理”“常道”。我认为中国文化意义上“经”,就是历代中国人所公认的各种儒家经典,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灵魂。 字串6

所谓“经典”,就是包含着宗教学、、学、学、学、伦、文学、学、学、仪式学等内容、以其中蕴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来教育学生的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课本教材。  字串3

晶报:我们注意到,你的选本中没有把《三字经》、《老子》、《兵法》等典籍列入,这是为什么?  字串4

蒋庆:不祖述孔子,不阐发儒家经义的个人撰著,都不应该称为“经”。如将文学作品称为《离骚经》,将兵书称为《虎钤经》,将权谋书称为《长短经》,将修炼书称为《黄庭经》、,以及将识字书称为《三字经》,将法律书称为《法经》等等,都不符合传统经典教育与少儿读经对“经”字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厘正。我们在这里只是不得已随顺世俗如此称呼,这个“经”字仅仅指某一方面的重要书籍而已,不具备上述“经”的含义与功能,二者不可混淆。 字串4

《三字经》是古代识字课本。这类蒙学教材固然是按照儒家义理价值来编写的,也具有教育儿童的正面功能,但毕竟不是“圣贤经典”。在少儿读经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恐怕会占用儿童的宝贵时间,所以不宜将蒙学直接选入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只能作为少儿读经的辅助教材。如果儿童在诵读《五经》《四书》等“圣贤经典”(基本教材)后仍有余力,当然可以选择诵读《三字经》等蒙学辅助教材。 字串1

《老子》不适于儿童教育,理由有二。首先,《老子》贬仁,只以旁观的阴冷之智看世界,退处无为,全身远害,不去积极实践善的价值,不能培养出儿童为善去恶的道德心;其次,《老子》尚权谋,重机心,凡事要观察到利害究极处与对方无能为力处方出手,不能培养出儿童的诚心与直道而行的品格。这是新儒家大儒马一浮先生的看法。所以,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幼儿阶段背诵《老子》为好,等儿童长到18岁有文化理解力与道德鉴别力后,则可以让孩子自主地去选择诵读《老子》。 字串5

《兵法》虽然可以学,但不是正道,不适于儿童学。古人言:“兵者,诡道也”,兵法崇尚权谋诈力,儿童需要培养的则是道德诚信,故不适于让儿童背《兵法》。凡是涉及到权谋诈术的书都不适于儿童读,儿童只能正面教育。  字串8

晶报:有些家长为了迎合应试教育的需要,把外国经典拿来让孩子背,美其名曰“中西文化经典诵读工程”。这种可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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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少儿读经活动的宗旨是背诵中国文化经典,在儿童心中进行中国正统文化的长期储蓄,以待将来取用。如果把西方经典也引入,哪里还谈得上传承中国文化?又哪里还能叫“为往圣继绝学”?这样下去,少儿读经活动会慢慢蜕变成纯粹训练记忆力与证明某种诵读法优越的活动,与中国文化不再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外文绝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这并不是盲目排外,只是少儿宝贵的时间不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少儿读经活动不能媚俗,不能迎合,更不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变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  字串2

少儿读经是开文化储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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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你选编的经典诵本,把对象定为3至12岁的孩子,他们能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吗?  字串8

蒋庆:“读经”有两重含义:一是背诵经典,一是理解经典;背诵经典就是少儿读经,理解经典则是成人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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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读经,是指3岁至12岁处于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儿童背诵熟记中国文化的经典。在此年龄段的儿童,处于语言摹仿期,有摹仿成人语言的本能倾向,背诵记忆不像成人是痛苦之事,完全符合儿童语言的天性。如果在记忆力强时不能记住经典,长大了哪能理解经典? 字串8

少儿读经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非常重要,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是经典,幼年时把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受益无穷。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儿童心中,我们就培养不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说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娃娃长大了再抓经典教育就来不及了!   字串6

晶报:少儿读经需要强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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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儿童之所以是儿童,是因为儿童的理性尚未发展成熟,自主性甚差,自觉性不夠,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自觉地进行经典学习。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  字串8

晶报:强制教育会不会压抑孩子的本性?  字串9

蒋庆:少儿教育好比种果树,预定的目标是果子质量好、产量高,若对幼树不剪枝、不整形,果树长大后徒长枝乱生,必不能结果。少儿读经教育肯定有预定的目的,那就是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要实现这一预定的目的,教育者就必须对儿童进行某种读经上的强制,使儿童经过强制达到朱子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至于强制的方式,当然不能过分,不能沿用古时所谓的“扑教”——打棍子体罚。强制必须是适当的、合情合理的、儿童能够接受的强制。没有这种强制,少儿读经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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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涉及到了对人性的理解,而人性是所有教育的基础。从儒家思想来看,人性有善之潜质而不一定成为善之实,犹如禾有米之质不即是米,也不一定成为米。要通过人为的教育教化,人性善之质才能成为善之实。而教育教化和栽培加工都具有某种强制性,否则,人性徒有善之质,就象禾不经过栽培加工永远不能成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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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天真地认为,不经过外力的强制约束人可以按照其本性自然向善,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实际上就是取消教育,用一句中国俗语概括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树大自然直”。既然“树大自然直”,还要教育干什么?还要园丁干什么?  字串1

晶报:你是从事高层次学术的人,现在抽出两年时间来为少儿选编读经诵本,可见你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焦虑。那么,我们的文化现状究竟如何?  字串4

蒋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是我对文化现状的基本看法,这怎么不令人焦虑。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西方文明?不是。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中国文明,又不像。陈寅恪先生说得极形象,说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亨廷顿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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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得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是百年来西方文化全方位挑战的结果。中国近史上,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几次大的回应:晚清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企图守住中华文化之本位,学习西方技术。但体、用在儒家传统上是不可分的,张之洞的这一分,把中华文化的内在义理给解构了。后来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表面上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其实改成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君主立宪制,不自觉地把西方的“体”偷换成中国的“体”。到了孙中山,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西方的了。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中国文化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儒家文化从“体”沦落到“用”的地步。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为核心的“主义”,“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可以说,百年来我们保住了种,保住了国,却没有保住“教”,中国文化式微衰亡到需要抢救的悲惨境地,中国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无教”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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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教”就是无经典,无文化,无道德,无精神,无理想,无希望。所以,当代中国的最大就是“亡文化”的问题,中国当代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腐败丛生都是“亡文化”的直接结果。而“亡文化”最致命因素的就是“亡经典”,“亡经典”则一切文化均没有了根基,没有了源头,成了无根无源的文化。一个民族不能从文化上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字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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