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8页。
[5] 同上，第692－693页。
[6] 刘小枫《性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8页。
[7] 参阅谢少波《抵抗的文化学》陈永国等译，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302－303页。另见中共中央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11]同上，第192－193页。
[12]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3页。本文所有关于“文革”的原始材料均来自该书，以下不再详注。
[1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7页。
[14]舒芜在《人民日报》1988年8月30日发表的文章《政治运动中的群众》中就说道：“‘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最大的危害，首先在于教坏了群众，斫丧了他们的是非、羞恶、恻隐之心，这才是世道人心之大忧，祸在千秋，祸在国运，比造成一批一批冤案要严重得多。” （见刘智峰编《道德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我把“教坏群众”看作是“（恶性）启蒙”，肯定会招致许多误解，因为人们对启蒙的感激和迷信使得他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启蒙当作了正面的价值标准，殊不知情况也许并不这样简单。其实不独中国伦理资源出现亏空，整个现代社会都是如此，而且这种亏空也并非就一定是“文革”的过错，就算没有“文革”，在抛弃了古老的观念后“现代”人的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也会非常尖锐，并会最终导致（至少暂时性的）各种精神资源的亏空。（参阅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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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阅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303页。
[17]黑格尔《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卷三，第343页。
[18]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05页。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0页。
[20]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下卷，第714页。
[21]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卷，第3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四卷，第242－243页。
[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279-280页。
[2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1页。
[26]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70页。
[27]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0页。考虑到After Virtue的双关含义，学术界有人主张译作《追寻德性》，可能更加符合原意，也更符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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